毛泽东大战麻雀
毛泽东一生热衷于斗争。他有句名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成天跟打了鸡血似的搞斗争。
跟人斗也就算了,连麻雀都不放过。
1955年,毛泽东提出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害”。
为什么连麻雀都不放过?
因为麻雀吃粮食。毛泽东认为,消灭麻雀就能减少粮食损失,增加粮食产量。今天的小粉红再怎么疯,估计还疯不到这个地步。
1958年4月19日,北京市向麻雀发起总攻。共产党还专门成立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由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担任总指挥。
近三百万人参加战斗。工人、农民、学生、干部、解放军,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家拿着锣鼓、脸盆、竹竿、鞭炮,满城敲打,不让麻雀落地休息。
天空有鸟飞,地上有人追。麻雀飞到哪里,锣鼓就敲到哪里。飞累了想停下来,下面还有人等着。有的麻雀被活活累死,有的被毒死、枪打死,连鸟窝也被掏了。
麻雀做梦都想不到,生在中国,竟然参加一场阶级斗争。精神病院也不可能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
这场面可不是我编的。
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 三百万人总动员第一天歼灭八万三》,报道说,北京第一天消灭麻雀83249只。
4月2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长篇报道:《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首都人民全面围剿麻雀记》宣布三天消灭约45万只麻雀。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革命经验,在麻雀身上不怎么管用。
麻雀确实吃粮食,但也吃大量害虫。当时就有生物学家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把麻雀简单当成害鸟全部消灭。
可共产党搞运动,向来是政治比科学更有分量。领导说麻雀是害鸟,全国人民就得跟麻雀有仇。
到了1960年,毛泽东终于把麻雀从“四害”名单中撤下来,改为消灭臭虫。
毛泽东当了共和国皇帝以后,要是成天躲进后宫,酒池肉林、醉生梦死,少折腾几个运动,说不定中国人还能没那么惨。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年轻人想进体制内?
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就业难,有多难呢?已经难到几百万人争着去给共产党打工了。
2026年度国考,371.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竞争约3.81万个岗位,平均98个人争一个饭碗。
与此同时,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26年9月,中国16至24岁城镇非在校劳动力失业率高达18%。
一边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一边是几百万人挤破脑袋,想进入共产党管理的机关单位。
为什么?因为企业要看业绩、看利润,还得看领导的脸色。今天生意不错,明天政策一折腾,可能整个行业都没了。
公务员就不同了。
工资稳定,福利保障完善,社会地位也高,尤其在某些官本位严重的地区。如果运气好,能混个一官半职,还能尝尝权力的滋味,当起人上人。
于是,创造财富的工作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依靠财政供养的岗位成了香饽饽。这就是中共国经济发展几十年后,年轻人面对的现实。
中国人从小被教育劳动最光荣,长大后却发现,最令人羡慕的工作,竟然是进入共产党的体制内,吃财政饭,靠中国人民的税收养。
当然,公务员也是劳动者,公共服务也有价值。问题是,一个社会为什么让那么多年轻人觉得,依附体制比在市场上凭本事谋生更可靠?
不过,还是得提醒准备考公的年轻人:你以为考上公务员,就是端上铁饭碗了?可能是,但也得把自己的良心一起交给共产党保管。
今天学习习近平思想,明天领会中央精神,后天提高政治站位。领导说得对,你要拥护。领导说错了,你最好还是拥护。
明明知道某项政策荒唐,还得写心得、谈体会、表忠心。如果只是说几句违心话,也许有人觉得无所谓。可如果有一天,上级要求你执行明知不公正的决定呢?
你是服从命令,保住饭碗,还是坚持原则,承担后果?反正我见过的那些人里,真正敢坚持原则的没几个。不被彻底异化成畜生,能够守住做人底线的,已经算难得了。
当然,这不是说所有公务员都在作恶,也不是所有体制内的人都在迫害别人。但那些真正参与迫害、侵犯他人权利的人,不能用一句“我也是为了工作”就推卸责任。
有太多这样的人:以前痛恨官僚主义,自己进了机关,没过几年,也是一口官腔、满嘴套话,推诿扯皮。
原本有理想、想改变社会的人,最后被体制磨得一点棱角都不剩。
我不知道,一个有独立思想、有良知的人,如果长期被要求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内心还能平静吗?日子还能好过吗?
当然,也有人特别适应这套环境,进了体制如鱼得水,中国人管这叫情商高,会来事儿。
他们懂得察言观色,习惯服从权力,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装糊涂。
中国这个社会就这样,说假话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坚持原则的人处处碰壁。
不信你看看现在的中国,还能听到真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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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中国共产党要组织个什么会议,都是劳民伤财,
把中国人的财产肆意挥霍,不过平民死活,哪怕现在德APEC也是如此。
打肿脸充胖子,就为了让老外看着舒服点。
但是那些深圳的落魄老哥们、三和大神们这个时候在哪里呢?
是死是活也无人在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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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非常好笑的事。经常有中国人说:你觉得国家哪里不好,就去努力改变啊,你有什么不满,可以给党提意见啊!
这种人不知道是蠢还是坏。
共产党请你提意见,你还真提啊,你是真不读书、不看历史。
共产党这套把戏,已经玩了几十年了。嘴上欢迎批评,你触及它的权力试试。口口声声接受人民监督,谁真敢监督共产党,谁就得倒霉。
不妨看看那些认真给共产党提过意见的人,最后都是什么下场。
一、1942年,作家王实味:批评干部特权,被杀。
共产党刚到延安时,搞整风运动,让人提意见。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干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结果被扣上托派、反党等帽子,遭到关押,1947年被杀害。
二、1957年,储安平:响应整风号召,被打成右派。
毛泽东邀请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当真了,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结果反右运动开始,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等人遭到迫害,全国约55万人被划为右派。
毛泽东还将这种做法称为“阳谋”,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三、1959年,彭德怀:写信批评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
大跃进期间,农村已经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不少地方饿死了人,彭德怀良心受不了,庐山会议上,私下写信给毛泽东,指出问题,希望纠正错误。
结果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撤销国防部长职务。文革中再次遭到迫害,1974年被关押到死。
四、1974年,李一哲:要求民主法治,被定为反革命集团。
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要求保障人民权利、限制干部特权、反对刑讯逼供。结果遭到批斗、关押,部分成员被判刑。
五、1987年,刘宾雁:揭露腐败,被开除党籍。
《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长期揭露官僚主义、腐败和社会不公。1957年被划为右派,平反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1987年又因政治批评被开除党籍。
六、2004年,蒋彦永:给中央领导写信,被拘禁。
2003年,退休军医蒋彦永揭露北京非典疫情被隐瞒的情况。2004年,他正式致信中央领导,建议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结果,他和妻子遭到拘禁。
七、2008年,刘晓波:提出宪政改革,被判11年。
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主张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民主选举。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2017年在服刑期间病逝。
八、2013年,许志永:要求官员财产公开,被判刑。
习近平上台后大张旗鼓反腐败。许志永等人提出官员财产公开、教育平权等诉求,并组织相关公民活动。
结果2014年被判4年,2023年又因组织公民活动及讨论政治改革,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
九、2020年,李文亮:没批评共产党,只是提醒疫情风险,被训诫。
2019年底,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微信群提醒同事注意不明原因肺炎。
结果被警方训诫。后来他感染新冠病毒去世,警方才撤销训诫书并向家属道歉。
李文亮连共产党都没批评,只是提醒同行注意疫情,照样先收到一张训诫书。
从延安到今天,共产党天天对中国人说欢迎批评、接受监督。习近平说共产党人没有私利,就是为人民服务。
结果只要有人敢批评,不管是要求民主法治,还是揭露腐败,哪怕只是提醒疫情风险。就被打成敌人,抓去坐牢,甚至丢了性命。
如果只能说共产党愿意听的话,这还提什么意见?如果只能监督共产党允许监督的事情,这监督什么?
共产党请你提意见,你还真敢提?你是不是活腻了?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根本无法交流?
一个人的三观一旦形成,往往很难因为几次争论就发生改变。能改变认知的,通常是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
所以,和某些中国人讨论政治、历史,简直是鸡同鸭讲。
从小接受单一的意识形态教育,长大后又生活在信息审查的环境里,有些人的认知早已形成了一套自洽的封闭体系。粉红尤其是这样,他的脑子里只有反驳,如果是在文革,那就是斗争,文斗不行就武斗。
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等于中共,爱国必须爱党,批评政府就是抹黑国家,质疑领袖就是背叛人民,大脑只有二极。
至于对世界的认识,更是有趣。
民主是西方骗局,自由是资本主义陷阱,人权是外国干涉内政的借口。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就搬出历史屈辱、民族感情和所谓的中国国情。
2021年中美阿拉斯加会谈,杨洁篪那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被无数中国人奉为经典,基本盘牢不可破。
你跟他说东他跟你扯西,仿佛只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就已经在道理上胜利了。
仔细观察会发现,长期的言论审查不仅限制了中国人能说什么,还深刻改变了一部分人表达思想的方式。
说话之前先自我审查,敏感词换成暗语,正常概念变成缩写。久而久之,连完整表达一个观点,都成了战战兢兢的事情,经常说些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的东西。
但即使这样,偏偏还有一些人,充满优越感。
现代文明有什么制度,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外国有什么发明,老祖宗几百年前就玩过了。实在找不到出处,也能从《永乐大典》里翻出来。
不知道的,还以为现代文明都是从中国古籍里抄来的。
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一个人已经失去了怀疑自己认知的能力,坚信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
所以,不要浪费任何时间试图去说服一个人。
放眼世界,中国人的勤劳数一数二,而且人口众多,已经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才。
可为什么发展了几十年,今天的中国经济又陷入房地产低迷、地方债高企、消费不足、就业困难的局面?这次看起来很难找到出路。
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并不复杂。
共产党是既想利用市场经济,又不愿放弃对经济的控制。
刚开始共产党也不想搞市场经济,按照他的祖师爷马克思理论,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结果全国人民穷得叮当响。物资短缺,生产效率低下,老百姓得拿着粮票、布票过日子。
后来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把原来被当成敌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人经营和外资引了进来,结果中国经济很快发展起来。
什么主义不重要,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把经济自主权还给老百姓,比让共产党安排,更能激发经济活力。可共产党始终舍不得放手。
在中国,企业做生意,除了看市场,还得看领导的脸色。法律写得再漂亮,一纸文件就能改变整个行业的命运。
比如2021年,一个“双减”政策,校外学科培训行业受到巨大冲击。新东方都差点儿被干关门。
原本合法经营的企业,投入大量资金、雇用大量员工,突然就得关门、裁员或者转型。你是企业家,你能有信心?
这就像命根子被别人攥在手里,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谁还敢放心投资?
中共国,党管一切。政府替市场做决定,浪费的却是老百姓的钱。
为了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各地政府拼命修路、建新区、盖楼房、搞产业园。
别人搞什么产业,自己也跟着搞。今天发展房地产,明天抢新能源汽车,后天又是一窝蜂投资新产业。
什么市场需求,什么投资回报,先把项目搞起来再说。项目上马了,GDP有了,政绩也就有了。
至于有没有人买、投资能不能收回来,那是以后的事。反正债务可以留给下一任,最后让整个社会买单。
在中共国,领导最大,哪有什么真正的公平竞争。一个掌握审批权的小领导,就可能让一家企业吃尽苦头。
更别说政府掌握着大量审批、融资和资源分配权,企业除了研究市场,还得研究政策、琢磨领导。
企业本来应该琢磨怎么把产品做好,结果还得花大量精力研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这哪里是公平竞争?分明是让权力参与分配市场利益。
当然,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非常牛逼。中国人也为此自豪。中国经济有困难?不存在的,中国人能飞。
谁要说中国经济有问题,谁就是别有用心,抹黑中国。
如果真能靠共产党那一套,把经济规律都管明白了,那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可以改名叫“共产党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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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粉红五毛问:你们反对共产党,到底有什么政治主张?你们这些人还不如共产党。这都是老掉牙的话术了,说得好像共产党的独裁者们多么从善如流似的。
不用讲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如果今天有人提出以下五条政治主张:
第一,反对一党专政,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第三,实行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应由人民选举产生。
第四,实行军队国家化,反对军队成为某个政党的工具。
第五,保障人民权利,保护私人企业,欢迎外国投资。
不主张暴力革命,不主张国家分裂,只要求实行这些政治主张。共产党能接受吗?
还真有人试过。1998年6月25日,王有才等人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要求民主、自由和合法组党。
结果呢?党没能合法成立,王有才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徐文立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199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刊登了两人被判刑的报道。
你以为这些主张是受什么境外反华势力编出来的吗?不是,这恰恰来自1949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
1945年,毛泽东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采访,公开主张民主联合政府、普遍平等的选举、保障人民自由以及军队国家化。
同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当年的《新华日报》,更是经常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46年2月1日,《新华日报》讽刺国民党:“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
1946年,共产党连化了妆的一党专政都看不上。1949年以后,自己成了独裁政党。
1945年,毛泽东提出民主选举、联合政府,被宣传成革命领袖。1998年,别人要求类似的政治权利,直接被定罪判刑。
同样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公开宣传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今天的中国人想实践一下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
假如今天有中国人,把1945年的《毛泽东文集》和《新华日报》翻出来,照着里面的民主主张成立一个新党,会怎么样?
试试看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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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关于一党专政的评论。
《人民日报》:《徐文立王有才因从事颠覆国家政权活动被判刑》,1998年12月22日。
科技越来越炫,钱包越捂越紧:中国这道"两难题",答案藏在一条资金链里
同一个月里,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
在成都、杭州、深圳的街头,你可以刷脸进地铁、扫码买菜、坐进一台不到十万元的电动车,全程不必碰一张纸币。医院挂号、政务办事、缴水电费,几乎所有生活环节都被数字化重做了一遍。这种技术密度,放到任何发达国家的城市里都还称不上标配。
同一周,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 年 5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090 亿元,同比下降 0.6%——这是三年半以来第一次月度负增长;1—5 月累计只增长 1.4%。
一边是技术迭代的密度全球领先,一边是消费增速跌到近年低位。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长期盯着的就是这组反差。他这些年反复问一个问题:一个技术更新这么快的经济体,居民为什么反而把钱攥得更紧?
**这个问题的问法,本身就偏了。** 技术越来越炫和老百姓越来越省,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套机制的上下游。要回答"怎么做到的",得先把钱从居民口袋里抽出来,跟着它走一遍。
一、先把消费端的账翻完:三个数字定调
**第一个数字:40.0%。**
2025 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为 40.0%。2020 年是 37.9%,五年爬了 2.1 个百分点——方向是对的,但基数太低。同期全球平均是 56.6%,中等收入经济体是 52%。**中国居民消费率比全球均值低了 16 个百分点以上。**
**第二个数字:43.5%。**
2025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377 元,名义增长 5.0%,增速与 GDP 大体同步。但换算成占比,居民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 GDP 的 43.5% 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 17 个百分点。
这两个数字合起来,得到一个恒等式:
> 居民消费率 = 居民消费倾向 × 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
**两个乘数,中国都偏低。** 一头是"分到手里的钱不够多",一头是"到手了也不敢花"。
**第三个数字:65.3%。**
2026 年前三季度,GDP 增长 4.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4.4%,而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只增长 2.7%。收入跑不过 GDP 一点,消费跑不过收入一大截。换算成消费倾向,从上年同期的 66.4% 降到 65.3%——**同样挣 100 块,比一年前少花一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2026 年一季度,居民部门债务出现 1995 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杠杆率从 2024 年一季度的 62.3% 降至 59.0% 左右。
一个经济体最典型的"加杠杆"主体开始主动缩表,这不是周期波动,是行为模式的改变。
**为什么不敢花?** 两组压力指标说明了原因:
- 居民债务/可支配收入 **134.4%**,接近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峰值 136.5%
- 债务本息支出/可支配收入 **26.3%**,而美国次贷危机时是 **15.8%**
也就是说,**中国家庭每挣 100 块,要拿出 26 块还本息;美国人在危机前只拿 15.8 块。** 中间那 10 个百分点的差,就是"科技再炫也不敢多花"的直接原因。
二、46% 和 2.6%:一组差出十几倍的数字
要理解这套机制,得看另一组宏观硬指标。
**中国国民储蓄率约 46%,美国个人储蓄率在 2026 年初约 2.6%。**
同样挣 100 块,中国这边有 46 块被存起来,美国那边只压下 2 块 6。差十几倍。
罗奇看的就是这个差。他多年批评的"生产者模式"指的是:中国经济长期依靠投资、制造业和出口推动,造成消费占比偏低、债务累积、资源错配。这个判断他讲了很多年,一直没变。
**但只批评"不消费"是看了一半。** 另一半是:这 46% 没有躺在账上睡大觉,它被抽走了,去做了别的事。
三、"怎么做到的":一条完整的资金链
现在把答案摊开。中国用居民的"省",换来了科技的"炫",中间经过四道管道。
### 管道一:储蓄 → 投资的主转化
46% 的国民储蓄率,通过银行体系变成可贷资金,再以高投资率的形式变成实体产能。过去二十年,高铁、港口、厂房、新城,很大一部分正是靠国内攒下的钱撑起来的。
**这条管道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向:钱天然流向"能形成资产的地方",而不是"能形成收入的地方"。** 工厂可以再建一条产线,工人的工资却很难再涨一档。
### 管道二:分配结构 → 企业留存 → 研发投入
2025 年,全国研发经费 39288.2 亿元,投入强度 2.80%,比上年提高 0.11 个百分点。**这个数字首次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2012 年中国只有 1.91%)。
关键在于**谁在投**:
> 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 **77.4%**。
为什么企业能承担四分之三的研发?因为居民收入占 GDP 只有 43.5%,剩下的一半多留在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手里。**居民少分的那部分,变成了企业的留存收益;企业留存收益的一部分,变成了研发费用。**
2025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4%,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28%,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10.9%,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 1600 万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到 10.5% 以上。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清晰的因果:**分配向企业倾斜 → 企业有留存 → 留存转研发 → 产品更炫更便宜。**
### 管道三:政策把资源持续推向生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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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个斗争党,成天折腾。治国靠运动,出了问题搞运动,运动搞出了问题,再发动一场新运动。
毛泽东从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直到死也没消停。
折腾几十年,终于折腾出一场十年的文革。直到毛泽东死了,文革才结束。后来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文革是一场灾难。
中国人以为,共产党总该长点记性了。
结果,共产党学到的教训不是少搞运动,而是换个名字继续搞。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
改革开放才几年,中国人刚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现代艺术,讨论思想自由,共产党又看不顺眼了。有些地方连烫头发、穿高跟鞋、戴太阳镜,都被当成精神污染。
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6年底,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结果胡耀邦被迫辞职,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知识分子受到政治处分。
1999年,全国性取缔法轮功。
公安、宣传、党政机关纷纷参与,大量法轮功学员遭到拘押。无论如何评价法轮功,违法行为本应依据证据和法律程序处理,而不是以政治运动代替。
到了胡锦涛时期,运动少了点,虽然也开展过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党内活动,但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不折腾。”
折腾了几十年,终于有领导人公开提出不折腾,倒也颇具讽刺意味。
不折腾还是共产党吗?习近平上台,共产党的运动又开始一场接着一场。
2013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5年,“三严三实”。
2016年,“两学一做”。
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
2023年,习近平思想主题教育。
2024年,党纪学习教育。
2025年,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2026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隔几年换一套口号,开会、学习、表态、写心得、检查落实。
不过还好,至少这些学习运动主要折腾的是共产党内部,没有给中国人每人发一本红宝书。
习近平还有一项永远停不下来的反腐运动。
打倒一批贪官,又冒出一批贪官。今天查出一个腐败窝案,明天又发现一个腐败集团。
成天开会,学习,写心得。忙着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纪律,整顿了几十年,还是有整顿不完的问题。
普通中国人早已被各种折腾搞得精疲力尽,只能看着他们继续表演。
“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傻逼太多”
文革这么反人类的暴行,还在争论正不正确;还在讨论民主与专制谁好谁坏;饿死几千万人,还在为毛好坏争得面红耳赤。
这些都是常识,像分辨食物与屎一样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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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几乎都听过《东方红》,尤其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最早是一首唱男女情爱的陕北民间淫艳小调。
而在成为歌颂毛的神曲之前,这首歌在流传过程中,还出现过这样的唱词:
“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
没看错,就是打下榆林城,一人分一个女学生,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就是这个初衷:抢钱,抢粮,抢女人。
这首民歌原名叫《骑白马》,也叫《白马调》,属于陕北信天游。早期流版本里,有唱男女情爱的: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
也有唱当兵想姑娘的: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这些版本说明,这首歌原本跟毛泽东八竿子打不着,更不是什么神圣的革命颂歌。
它变成了《东方红》,是由陕北农民李有源等人在《骑白马》的曲调上重新填词,改成了歌颂毛泽东的《移民歌》。后来又经过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整理、修改和传播,形成了的《东方红》。
一首淫词艳曲的陕北民间小调,摇身一变,成了歌颂共产党最高领袖的颂歌,这倒也挺符合这个组织和他们头目的审美。
中国人一边唱着人民的大救星,一边被大救星发动的政治运动毁掉无数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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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因为确实过于强大了,甚至有时候它的一个小动作就能导致一个国家的生存与灭亡。
所以我希望美国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能兼顾那些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阵营一些帮助。
美国的存在确实也给了一些小国存活下去的空间,比如说科威特、迪拜、卡塔尔、科索沃。
但是曾经也因为看不清形势,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最后导致了国民党兵败给共匪,
最后不得不去台湾,好在后期醒悟过来,守住了最后仅剩的民主之光。
虽然最后台湾实控地区仅剩台澎金马,但是这2300多万台湾人也过上了曾经的中国人渴望的自由民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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