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底线,是让孩子成为她自己!
很多人都在谈子女教育,我也想谈谈自己的体会。
在我看来,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守住道德底线,其余的应该给予充分自由,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天性、兴趣和能力,探索属于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替父母完成未实现的愿望。
我女儿出生后,由于事业需要,我在美国发展,她由上海的外公外婆照顾,直到七岁多才来到美国。这既是现实安排,也有我的考虑:让她从小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学习与长辈、表姐表兄及周围的人相处。人与人如何相处,是人生最早的一门功课。
来到美国后,女儿在小学阶段曾遭遇校园霸凌。我们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维护她,让她明白父母永远是她坚强的后盾。我们告诉她:不欺负别人,也绝不允许别人欺负自己。宽容与坚持,都应该有原则。
成长过程中,我们鼓励她尝试各种运动,从高尔夫、网球、射箭到跑步,最后她喜欢上了跑步,并坚持参加每年的业余马拉松。我认为,一个能够伴随终生的运动习惯,比童年获得多少奖项更有价值。
我们夫妇俩都爱读书,先生一年读十几本,平时喜欢历史、哲学、伦理和宗教,也经常相互讨论。晚餐时,一家人从历史、社会新闻聊到生活中的八卦,许多人情世故就在轻松的交谈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如今,女儿女婿每天也会关掉手机,留出一个小时专心读书。
女儿上大学前,先生曾提出,宁愿她学习哲学和历史,也不希望她把经济学作为主要方向。他认为,市场瞬息万变,经济知识可以在实践中学习,而哲学与历史培养的思考能力能够受用终生。
我赞同,却也担心年轻人过早接触复杂的人性与历史,容易自以为看透人生,反而失去生活的热情。因此,我们始终与她交流,希望她既能认识现实,也能保有对人生的追求。
女儿研究历史的方式,常常让我欣慰。她曾经不理解,年轻时敢于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不惜牺牲生命的汪精卫,为什么后来会选择与日本合作?为此,在她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还特意去研究了相关历史寻找答案。
让我欣慰的,是她敢于质疑既有结论,主动寻找资料,形成自己的判断。
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时,她也不满足于战胜国书写的历史,还阅读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的历史资料,与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叙述相互比较。中文、英文、日文和法文的语言能力,也让她能够跨越文化界限,从不同角度理解历史。
文学同样成为她认识人性的一扇窗。她曾与我讨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川端康成的《雪国》,从女性面对爱情、自由、恩义与责任的不同选择,思考东西方文化与女性命运的差异。
我欣慰的不是她读过多少书,而是她逐渐建立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这也关系到我对财富与教育的理解。我们一直鼓励女儿年轻时大胆试错。财富能够给予孩子最大的帮助,不是替她安排人生,而是让她拥有选择和承担合理试错成本的自由。年轻时走错路,还有时间调整方向;如果父母事事干预,孩子又如何学会独立承担责任?
如今,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在职业、交友和择偶方面都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依然经常讨论哲学、历史、科技与现实生活,彼此提出问题,也相互启发。
我从不认为父母因为年长,就一定比孩子懂得更多。尤其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年轻一代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教育不是单向的,我们是孩子的老师和朋友,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的老师和朋友。
回顾女儿的成长,我越来越相信,父母最重要的责任,是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身体、独立的人格、判断是非的能力,以及面对世界的勇气。孩子不是父母生命的复制品。守住道德底线,其余的人生,让她自己去选择、去经历、去承担。
而我所说的道德底线,并不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会随着时代与社会风向改变,但良知、诚实、责任感以及对生命的尊重,不应该随之改变。真正的道德,不是迎合主流,而是坚守良知、尊重事实,并为自己的判断与行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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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With Zero》:财富的意义,不是拥有,而是懂得使用
我非常喜欢一本书——《Die With Zero》,中文常译为《死前把钱花光》,作者是美国投资人 Bill Perkins(比尔·帕金斯)。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的财富理念:人生的目标,不应该是带着最多的钱离开世界,而应该是在有限的生命里,让财富发挥最大的价值。
作者认为,人生不同阶段,时间、健康与金钱的价值各不相同。年轻时有精力,却未必有钱;年老时有钱,却未必还有体力。许多人一辈子努力挣钱、省钱,最后留下大笔遗产,却错过了享受生活、陪伴家人和实现人生体验的最佳时机。
书中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与其等到离世后才把财富留给孩子,不如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因为金钱的价值,不仅取决于数量,更取决于使用的时机。
我之所以特别喜欢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与我一直以来的财富观不谋而合。
我常说:“钱不是省出来的!”真正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自然懂得这句话的分量。
挣钱是一种能力,花钱是一种智慧,懂得分享是一种格局,而懂得放下,才是真正的自由。
财富可以是福,也可以是祸。关键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是否懂得创造财富、支配财富,懂得什么钱该花、什么时候花,以及花得值不值得。
对于孩子,我的原则很简单:想要我的财富,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拿!你一年挣多少,我就给你多少,按税前年薪计算;结婚以后,就按夫妻二人的税前年收入总和来给。
我这样做,并不是简单地以收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是希望孩子首先具备独立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是把父母的财富当作生活的依靠。
试想,当有一天,孩子凭自己的能力,年薪达到几百万美元时,金钱还会是他们人生唯一的追求吗?当然不是。他们已经有能力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事业、理想与人生的意义。到了这个时候,我再把财富交给他们,心里反而更加踏实。因为他们已经懂得挣钱的不易,也更有条件理解财富的价值,知道如何支配、如何分享,以及如何让财富继续创造价值。
这才是我所理解的财富传承。传承的不是钱本身,而是创造财富的能力、驾驭财富的智慧,以及懂得分享与承担责任的价值观。
我从不认为,把尽可能多的财富留给下一代,就是父母最大的爱。真正的爱,是让孩子有能力独立面对世界,同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支持,让财富成为他们人生的助力,而不是依赖。
财富是人生的工具,不是人生的目的。钱该挣的时候要有能力挣,该花的时候要舍得花,该分享的时候要懂得给予。
人生有限,财富无常。我们无法把财富带走,却可以在有生之年,把它转化为生活的体验、家人的幸福,以及对下一代更有意义的支持。这就是我推荐《Die With Zero》的原因。
财富自由的最高境界,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有能力创造,有智慧支配,有胸怀分享,最终有勇气放下。当财富不再是人生的目的,它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政治理念的深层分歧,不只是财富如何分配,更是如何看待人的责任与尊严。一种理念强调社会对个人的保障,另一种理念强调个人对自身命运的责任。保障可以帮助人渡过困境,但不应取代自立的能力;贫穷可以限制人的选择,却不应成为放弃奋斗的理由。真正有尊严的生活,不是永远有人喂养,而是即使跌倒,也有重新站起来的能力。
在阿拉斯加,遇见另一种成功
这次阿拉斯加之行,除了领略苍茫天地的壮美、追寻绚丽的北极光,还意外认识了一对让我十分欣赏的年轻夫妻。
先生叫彭朝阳,1994年出生,今年32岁。早年通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征兵计划加入美国陆军,在阿拉斯加服役四年,取得美国公民身份。退役后,他留在Fairbanks(费尔班克斯),与太太一起经营旅游公司。他曾在达拉斯、乔治亚、奥克拉荷马、纽约等地生活过,却唯独喜欢Fairbanks。他说,这里让他宁静、心安。
我们的相识纯属偶然。出发前,Dr. Li联系了几家当地旅行公司,希望找到中文导游,对方便推荐了小彭。第一次见到他,我竟愣了一下:这不就是我们登山小组“三条龙”里的小赵吗?不仅长相神似,连走路的姿态、说话的声音和慢条斯理的神情都像极了,只不过大了一号!原本小赵也要同行,无奈太太工作繁忙,加上搬家未能成行。没想到在阿拉斯加竟遇见他的“放大版”,连小赵看了照片都觉得神似。人海茫茫,缘分有时就是这么奇妙。
真正让我欣赏小彭的,是他身上那份难得的沉稳、耐心与真诚。他话不多,脸上总带着浅浅的微笑,做事不急不躁,对工作却充满热情。专业摄像机、无人机、Wi-Fi、饮用水,出行的细节都安排得周到。那晚追极光,我们晚上8点半出发,驱车两个多小时深入荒野,在车里守候了两个多小时,天空依然没有动静。以我的性格,早想打道回府了,极光可遇不可求,这次无缘,下次再来就是。可小彭始终耐心观察天气与极光动态,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结果,返程途中,绚丽的极光竟突然在夜空中绽放,短短一分钟的强光之后,又渐渐淡去。那一刻,我体会到,等待也是一种能力。
小彭的太太同样出色。她热情友善,讲解细致,带我们参观博物馆时,从历史背景到展品细节,都介绍得清清楚楚。夫妻俩的专业与敬业,不在漂亮话里,而在每一件小事中。后来得知,他们的旅游公司已有可搭载12人和24人的车辆,能够承接不同规模的旅行团。阿拉斯加地域辽阔、气候多变,一趟行程往往需要驾驶八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十七个小时,既要保障安全,又要照顾客人的需求。一个32岁的年轻人,夫妻同心,把事业一步步经营起来,实在不简单。
但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他们能够耐得住寂寞。如今有多少年轻人愿意长年生活在这样寒冷、偏远的地方?小彭并非没有见过繁华,而是在经历不同城市的生活之后,主动选择了Fairbanks。有能力走出去,也有定力留下来。 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勇气。
一路上,我们聊了不少人生话题。小彭虽然没有系统研究过哲学,却常常提出很有思考的问题。他特意谈起电影《Into the Wild》,一个家境优越的年轻人捐出积蓄,独自走进阿拉斯加荒野寻找自由,最终却失去了生命。他问我怎么看?我说,在我看来,这个年轻人或许因为父母安排太多,反而失去了自己寻找人生目标的机会。如果那些钱是他一分一分辛苦挣来的,或许不会如此轻易地舍弃。他还没有真正入世,没有承受过生活的重量,却先选择了避世。 直到生命最后,他才领悟到:Happiness only real when shared. 幸福,只有与人分享,才是真实的。可惜,为时已晚。
我对小彭说,你的人生恰恰相反。你通过服役取得公民身份,又为父母办理移民,退役后靠自己的双手创业,与太太一起打拼,照顾家人,也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客人。你没有逃离生活,而是选择承担生活。我先生常说:“没有生活的重量,怎能理解自由的份量!”这句话,用在你们夫妻身上,再贴切不过。
如今太多人把成功与财富、名声、地位画上等号,急着往前冲,急着证明自己。然而,一个人能够找到愿意做的事,靠自己的劳动独立生活,有能力照顾家人,也有余力善待别人,夫妻俩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踏实而充实,这何尝不是一种成功?而且,是一种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的成功。
电影中的年轻人走进阿拉斯加,是为了逃离生活;彭朝阳夫妻留在阿拉斯加,是为了建立生活。同样是荒原与寂静,却有着不同的生命方向。
阿拉斯加的极光绚丽而短暂,而这对年轻夫妻的淳朴、勤勉与真诚,却让我久久难忘。尤其是小彭那张始终带着浅浅微笑的脸。
真正的成功,不一定是走向繁华,而是在见过繁华之后,依然知道自己要什么,并有能力在苍茫天地间,安顿好自己的人生。
从避世到入世,一念之间。
昨天,置身阿拉斯加的苍茫荒野,雪山、极光、天地寂静,仿佛远离了人间烟火。
今晚,飞机降落LAX,万家灯火映入眼帘,又回到了繁华的人世间。
避世,是与天地对话;入世,是与生活重逢。
心中有山河,何处不自在。回家了❤️
“现在的股市既要未来预期好,又要当下立马赚钱,现金流还得是正的。”
现在股市要的是“神”!只有“神”才能做到🤣🙏🏻
现在市场的考验是极其苛刻的,现在画大饼根本就不行。故事讲得再漂亮,最后还是得看收入、利润、现金流。故事都必须有数字支撑。现在的股市既要未来预期好,又要当下立马赚钱,现金流还得是正的。
至于市场先生,今天他又现场演示了一遍:一边为微软的 Azure 鼓掌,一边为谷歌的负现金流翻脸,喜怒无常,但每天准时结算。
今天的财报,微软是收入、利润、云增速一起超预期:营收 922.8 亿(预期约 906 亿),调整后 EPS 4.89(预期 4.71),Azure 331.7 亿,同比和恒定汇率都是 48%,高于约 45% 的指引,盘后约涨 5%。
谷歌的云同样炸裂,307 亿,同比 103%,远超约 291.5 亿的预期,但搜索广告略低于预期,单季 514 亿的开支超过了 423 亿的经营现金流,自由现金流负 91 亿,盘后约跌 8%。EPS 那个大 miss 里很大一块是持股估值波动,本季亏 87 亿、去年同期赚 107 亿,不是主业垮了。
我看有帖子讨论伯克希尔的谷歌持仓,今年 6 月最新一笔谷歌增发价约 348-352 美元,现在跌到 296 附近。嗯,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说过,短期市场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是检验价值投资的时候了。
#Microsoft #Google #Berkshire
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阿拉斯加大学北方博物馆随想
没想到,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UAF)的北方博物馆,竟让我如此惊艳!
从冰河时代的远古动物遗骸,到北极熊、棕熊等野生动物标本;从原住民的图腾、生活器具,到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入侵阿拉斯加的历史照片与战争遗物,一座看似偏远的大学博物馆,竟把自然演变、人类生存与文明冲突如此生动地贯穿在一起。
尤其是二战史料,让我颇为意外。1942年,日本军队曾占领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部分岛屿。原来,这片远离世界政治中心的冰雪荒原,也未能躲过战争的硝烟。
人类从远古走向文明,学会了认识自然、创造财富,却始终没有摆脱对土地、资源与权力的争夺。战争与和平、创造与毁灭,仿佛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
最让我震撼的,是新开放的球幕天文馆。整个穹顶化作浩瀚星空,绚丽的极光在头顶流动,仿佛又回到了几天前的阿拉斯加荒野。那一夜,我们守望了两个多小时,未见极光爆发,却在归途中意外与它相遇。那一瞬间的绚丽,转眼又消失在茫茫夜空。如今,球幕电影让我从科学的角度理解极光的起源,也让我对宇宙产生了更深的敬畏。
从几万年前的生命遗迹,到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兴衰,再到浩瀚无垠的宇宙,人类实在太渺小了。我们为财富、领土、权力争斗不休,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然而,在宇宙的尺度上,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但换一个角度想,正是如此渺小的人类,竟然能够追溯远古生命,记录历史,反思战争,甚至探索宇宙的奥秘。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人的生命如此脆弱、短暂,思想却可以穿越时间与空间。这也许正是人类最奇妙的矛盾:既有认识宇宙的智慧,又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的欲望与纷争。
走出博物馆,我觉得,旅行真正的意义,不只是看见世界的壮美,而是把所见所闻放进历史的长河,再从历史走向对生命的思考。
人在宇宙中渺小如尘埃,却因思想而超越尘埃。
阿拉斯加:从天地的苍茫到历史的苍凉
走进阿拉斯加,原本是为了领略大自然的壮美。雪山、荒原、极光,天地辽阔,万物有灵。
然而,在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UAF)的博物馆里,一组泛黄的历史照片,却让我陷入了另一种思考。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竟然入侵并占领过阿拉斯加的部分岛屿!
1867年,美国从俄国购得阿拉斯加。1942年日军入侵时,这里尚未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直到1959年才正式成为美国第49个州。
1942年6月,日军轰炸荷兰港,占领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1943年,美军经过惨烈战斗,重新夺回阿图岛。经过约18天战斗,美军重新控制阿图岛。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记录:美军约549人阵亡、1,148人负伤。日军守军约2,350人,最终仅29人被俘。日军在战役最后阶段发动了大规模冲锋。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极为惨烈的一场战役。
博物馆里,一张张日裔家庭的照片让我驻足。他们曾在这里经营商店、养育子女,辛勤劳动,只为在异国建立自己的家园。然而,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许多日裔居民强制迁离家园,送往拘禁营。
我也是移民。看着这些照片,不禁思考:人类究竟应该以怎样的生活方式和平相处?战争,难道不也是人类解决冲突的一种手段吗?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冲突是万物变化的重要力量。黑格尔则将矛盾与否定视为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的长期存在,并非偶然。利益的争夺、权力的扩张、文明的冲突,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战争有其产生的现实逻辑,也可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没有武力反抗,纳粹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又如何被制止?
战争的存在有其历史原因,但存在的合理性,不等于任何一场战争都具有道德正当性。
更值得思考的是,人类是否已经生活得太舒适,以至于逐渐忘记了危机与苦难?
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足与安逸,却也可能削弱人的危机意识、独立判断与承受苦难的能力。
我们能够探索宇宙,创造人工智能,却依然无法摆脱几千年来的权力争夺、民族冲突与战争。
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约束自身欲望的能力却未必同步增长。和平当然值得珍惜,但和平并非天然存在,更不是一劳永逸的状态。它需要力量维持,也需要制度约束。
战争可能摧毁旧秩序,也可能促成新秩序;和平可能孕育文明,也可能让人在安逸中失去警觉。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善恶二分,而是在矛盾、冲突与妥协中不断演变。
走出博物馆,眼前依旧是阿拉斯加苍茫的天地。大自然历经千万年,依然遵循着自己的规律;人类文明走过数千年,却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的矛盾。
见天地之辽阔,知人类之渺小;读历史之沧桑,思文明之得失。或许,人类文明真正需要的,不是幻想冲突永远消失,而是在安逸中保持清醒,在和平中懂得危机,在拥有力量时仍然知道克制。
阿拉斯加:苍茫天地,万物有灵
走进阿拉斯加,才真正领略到大自然的壮美、苍凉与变幻莫测。
短短几天,几乎每天都与不同的天气相遇。时而阳光明媚,湖光山色如画;时而阴云低垂,群山隐入苍茫;转眼又是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天地浑然一色。
我们登山、穿越雪原,在广阔的荒野中感受山河的雄伟,也体会人在天地之间的渺小。
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却处处充满生命。悠然漫步的驼鹿、奔跑在冰雪中的雪橇犬,还有怀中可爱的小狗。万物与严寒相伴,与自然相融,各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生命的顽强,恰恰在这片严酷的土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深夜追逐极光,又是另一番奇妙经历。驱车远离城市,在寒冷的荒野中守候两个多小时,始终未见极光爆发。带着一丝遗憾踏上归途,却在不经意间与极光相遇。绚丽的光带突然在夜空中舒展、舞动,短短一分钟,又渐渐隐去。大自然的神奇,总在意想不到的瞬间出现。
置身这片苍茫的荒原,也让我们谈起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荒野生存》(Into the Wild),以及主人公克里斯托弗·麦坎德利斯(Christopher McCandless)的人生悲剧。
一个年轻人,尚未真正入世,便急于避世;尚未学会责任与担当,便先对人世产生厌倦。他以为远离社会便能获得自由,却缺少真实生活的历练与领悟。
没有经历过人生的重量,何以理解自由的分量?没有承担过责任,人生又如何扎根?
直到生命尽头,他才写下那句令人深思的话:
“Happiness only real when shared.”
幸福,唯有分享才真实。
这足以使人更加相信,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逃离人世,而在于经历世事、承担责任,在得失与悲欢中逐渐领悟生命的价值,并懂得与人分享幸福。
望着阿拉斯加苍茫的天地,不禁想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The Prince)中关于命运与人的意志的思考的警叹:
“人生的凄凉与无奈,也是人生最伟大的悲壮。”
大自然有无法抗拒的风雪,人也有无法回避的命运。生命可以渺小,却依然顽强;人生可以无奈,却依然值得热爱。
天地苍茫,是大自然的壮美;历尽沧桑,依然热爱人间,是人生的悲壮。
看了这段视频,最触动我的,不是画面有多美,而是同一个骑马的人,穿越了不同的艺术世界。
从纯粹主义、立体主义,到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马还是那匹马,骑马的人也没有变,但世界在艺术家的眼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模样。
这让我想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还是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它?艺术的伟大,不仅在于再现世界,更在于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看方式。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年轻时看世界,看到的是机会、竞争与征服;经历过岁月之后,再看同一个世界,看到的可能是秩序、生命与内心的自由。
这段视频也让我想起那句话: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最初,我们看见的是事物的形状;后来,我们开始追问它的意义;最终,我们发现,真正改变的不是山,而是看山的人。
这也是我看完视频后最大的感受:艺术的境界,不只是改变世界的模样,而是改变人认识世界的能力。
阿拉斯加,北极圈边缘的苍茫荒原。从无人机空中俯瞰,天地辽阔,荒凉而寂静。看似不毛之地,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黄金及各种矿产资源。大自然把荒凉留在了地表,却把无数宝藏深藏于地下。
这片沉默了千万年的土地,既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人类尚未充分开启的资源宝库。
这让我想到毛泽东。毛泽东的问题,何止是文化大革命?还有大跃进,以及随后发生的大饥荒,无数生命因此消逝。更深远的,是一次次政治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根基的冲击。从土地改革到后来的集体化、人民公社,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传统乡绅、宗族组织、民间信仰、师道尊严,以及许多延续数百年的社会秩序,都遭到严重破坏。毁掉的不只是祠堂、古迹和书籍,更是中国社会原有的文化传承方式。这种损失,岂是一个“错误”二字能够轻轻带过的?然而,直到今天,毛泽东的画像依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为什么?因为中国官方对他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因为这些重大错误而作出全盘否定。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评价改革开放时期那些曾经推动中国金融开放、企业发展,却在后来犯下错误的人?
我并不是说功劳可以抵消罪责,而是认为,一个人的历史贡献,不应该因为后来的错误就被全部抹去。功是功,过是过。法律可以追究责任,历史却不能选择性地遗忘。
更何况,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先行者,面对的是一个制度尚未成熟、政策不断变化的时代。他们不是站在已经铺好的道路上前进,而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寻找出路。
今天,我们可以用成熟的制度去检验当年的行为,却不能忘记当年那些人所面对的历史环境。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就,不是等出来的,更不是哪一项政策凭空创造出来的。是无数企业家、金融工作者和改革推动者,在旧体制与新市场之间,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
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后来甚至身陷囹圄。但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来跌倒了,就忘记他曾经为后来者开过路。
一个国家的成熟,不仅体现在它有能力追究错误,更体现在它有胸襟公正地评价历史。
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来的。我们不能一面享受先行者开出的道路,一面又忘记当年那些敢于第一个下水的人。
如今,再翻开这些珍藏了三十多年的会议资料、演讲稿和当年的报刊,纸张早已泛黄,但那些年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一张张泛黄的纸,记录的不仅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创业历程,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一步步走过的足迹。
纸会泛黄,记忆不会。那些曾经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人和事,都已成为历史。
而历史,值得被真实地记住。
摸着石头过河的人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先行者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始终敬佩那些敢于走在政策前面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
到了1990年代中期,我们的企业已经横跨美国、泰国,以及中国的江浙、上海、湛江等地。仅美国跨国公司的年营业额就超过4000万美元,中国境内企业的年营业额已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公司内部早已实现电脑化办公,员工人手一台DOS电脑。
1996年4月,我受英国著名金属行业刊物《Metal Bulletin》邀请,作为中国代表,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第九届国际铜业大会上发表演讲。
当届大会共有七位演讲嘉宾,包括美国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韩国LG Metals等国际知名企业的代表。
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铜消费:前景与挑战》。
这篇演讲稿最初是我先生建议我写的。他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未来铜消费的增长,将主要来自汽车工业、房地产建设以及将带来的空调普及,大规模发电站和电力设施建设。
为了准备演讲,我还从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商情处取得了一些行业资料。那个年代的信息远没有今天丰富,这些有限的资料却十分珍贵。
今天回头看,当年我们关注的这些产业,后来确实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铜消费增长的重要领域。
就在这次大会期间,我还取得了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的采购标单。据我当时了解,我们是第一家直接取得这类标单的中国企业,不分国营还是民营。
然而,拿到标单,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成交。当时CODELCO不接受中国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只认可符合其要求的第三方银行信用证。
我的企业早已在美国设立公司,我本人也是以跨国企业管理人员身份进入美国的。美国公司的开户银行就是中国银行。当时,我们可以由中国境内企业提供担保,再由中国银行美国机构贷款,但要满足CODELCO的信用证要求,还必须增加额外的银行担保。
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融资成本,也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明明有企业、有资金、有经营能力,却因为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信用尚未得到充分认可,不得不付出额外的交易成本。
最后,我没有为了争一个所谓的“第一”,勉强去做这第一手价格的生意,而是继续与荷兰Trafigura、德国Metallgesellschaft AG、法国Tréfimétaux等长期合作伙伴开展国际贸易。做生意,机会固然重要,但成本与风险同样重要。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企业能不能真正走向世界,不仅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能不能跟上。
也正因为如此,三十多年过去,我仍然记得一个人——王雪冰。
他曾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后来升任中国银行行长。那个年代,中国金融体系正在摸索着走向国际市场。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走出去的民营企业来说,银行能不能提供支持、敢不敢突破旧有的经营方式,往往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
我始终感谢当年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的开拓,也敬佩那些敢于走在政策前面的人。后来,王雪冰因受贿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每当想起他,我还是会感慨:一个人后来犯了错,难道他曾经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就应该全部被抹去吗?
邓小平讲过,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当时企业家之间流传着一句话:“政策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今天放开,明天收紧;今天鼓励,明天限制。企业不仅要判断市场,还得揣摩政策的变化。市场风险尚且可以计算,政策风险却往往难以预测。
我们那一代企业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边经营,一边试探,一边寻找出路。改革开放最难的,不只是看见机会,而是在规则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仍然敢于行动。
那些推动金融改革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许多新事物没有现成的制度可以照搬,政策不断调整。企业如此,银行如此,整个国家都在探索。
今天回头看,很多事情已经有了成熟的制度和规则。但不能忘记,当年那些制度,恰恰是在一次次实践、碰撞和试错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当然,改革中的试错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是一回事。违法需要承担责任,但法律责任也不应该成为抹去一个人全部历史贡献的理由。
摸着石头过河的人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先行者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始终敬佩那些敢于走在政策前面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
到了1990年代中期,我们的企业已经横跨美国、泰国,以及中国的江浙、上海、湛江等地。仅美国跨国公司的年营业额就超过4000万美元,中国境内企业的年营业额已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公司内部早已实现电脑化办公,员工人手一台DOS电脑。
1996年4月,我受英国著名金属行业刊物《Metal Bulletin》邀请,作为中国代表,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第九届国际铜业大会上发表演讲。
当届大会共有七位演讲嘉宾,包括美国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韩国LG Metals等国际知名企业的代表。
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铜消费:前景与挑战》。
这篇演讲稿最初是我先生建议我写的。他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未来铜消费的增长,将主要来自汽车工业、房地产建设以及将带来的空调普及,大规模发电站和电力设施建设。
为了准备演讲,我还从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商情处取得了一些行业资料。那个年代的信息远没有今天丰富,这些有限的资料却十分珍贵。
今天回头看,当年我们关注的这些产业,后来确实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铜消费增长的重要领域。
就在这次大会期间,我还取得了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的采购标单。据我当时了解,我们是第一家直接取得这类标单的中国企业,不分国营还是民营。
然而,拿到标单,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成交。当时CODELCO不接受中国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只认可符合其要求的第三方银行信用证。
我的企业早已在美国设立公司,我本人也是以跨国企业管理人员身份进入美国的。美国公司的开户银行就是中国银行。当时,我们可以由中国境内企业提供担保,再由中国银行美国机构贷款,但要满足CODELCO的信用证要求,还必须增加额外的银行担保。
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融资成本,也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明明有企业、有资金、有经营能力,却因为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信用尚未得到充分认可,不得不付出额外的交易成本。
最后,我没有为了争一个所谓的“第一”,勉强去做这第一手价格的生意,而是继续与荷兰Trafigura、德国Metallgesellschaft AG、法国Tréfimétaux等长期合作伙伴开展国际贸易。做生意,机会固然重要,但成本与风险同样重要。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企业能不能真正走向世界,不仅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能不能跟上。
也正因为如此,三十多年过去,我仍然记得一个人——王雪冰。
他曾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后来升任中国银行行长。那个年代,中国金融体系正在摸索着走向国际市场。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走出去的民营企业来说,银行能不能提供支持、敢不敢突破旧有的经营方式,往往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
我始终感谢当年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的开拓,也敬佩那些敢于走在政策前面的人。后来,王雪冰因受贿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每当想起他,我还是会感慨:一个人后来犯了错,难道他曾经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就应该全部被抹去吗?
邓小平讲过,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当时企业家之间流传着一句话:“政策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今天放开,明天收紧;今天鼓励,明天限制。企业不仅要判断市场,还得揣摩政策的变化。市场风险尚且可以计算,政策风险却往往难以预测。
我们那一代企业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边经营,一边试探,一边寻找出路。改革开放最难的,不只是看见机会,而是在规则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仍然敢于行动。
那些推动金融改革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许多新事物没有现成的制度可以照搬,政策不断调整。企业如此,银行如此,整个国家都在探索。
今天回头看,很多事情已经有了成熟的制度和规则。但不能忘记,当年那些制度,恰恰是在一次次实践、碰撞和试错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当然,改革中的试错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是一回事。违法需要承担责任,但法律责任也不应该成为抹去一个人全部历史贡献的理由。
今天是我先生的生日,没有二年就70岁了,写下二篇文章作为纪念。
市场都是被等来的
——从市场直觉到认知的边界
“市场都是被等来的。”
这是我先生常说的一句话。
几十年来,我们经营实业,也参与股票、期货、外汇和债券投资,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市场变故。回头看,真正值得回味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如何在市场尚未出现明显变化时察觉风险,在不确定性中作出判断,又如何面对自身认知的局限。
1996年,日本住友商事铜交易事件爆发之前,先生就察觉到国际铜市场的异常:伦敦现货铜价格长期高于远期价格,交易所库存不断下降,但全球实际供需并没有发生足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变化。他怀疑有人通过控制现货供应操纵市场,决定亲自前往菲律宾帕萨冶炼厂调查。到了现场,他发现数万吨精炼铜被客户买下后长期囤放,并未进入正常市场流通。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市场供应受到人为控制的判断。他随即赶回深圳,在期货市场大规模抛空铜,完成提前布局。
1996年6月,住友商事铜交易丑闻正式爆发,国际铜价急剧下跌。此前的市场异常终于有了答案。这一次,他凭借对实物市场的了解、对价格异常的警觉,以及亲自调查获得的事实,抓住了铜价下跌的机会。
然而,再敏锐的市场直觉,也有自己的局限。
大约1997年,后来成为IDG资本重要人物的熊晓鸽,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们在美国的住址,亲自登门介绍互联网投资。当时先生长期从事铜冶炼和期货交易,对互联网这个新兴产业完全没有概念,听完竟然说:“中国有骗子,怎么美国也有骗子?”
就这样,一次接触新兴产业的机会,被他自己拒之门外。
后来,我与电影《女大学生宿舍》的主演、熊晓鸽的太太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上海人,她后来成为好莱坞电影制片人。每当我们聊起当年的事情,大家还开玩笑说,如果那时由她陪着熊晓鸽一起来,几个上海人坐下来聊聊,或许就不会产生那样的误解。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一个人在熟悉的领域可以极其敏锐,但面对陌生的新事物,过去的经验反而可能成为认知的障碍。
2000年年底,中国出台针对国有铜冶炼企业的进口增值税优惠政策。按照我们当时了解到的执行办法,进口铜所涉及的17%增值税可以全额返还,形成企业固定资产大修和设备改造的专项资金,并根据项目进度拨付。
政策出台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主动找到我们,希望合作进口铜。有些企业连具体如何操作都没有弄清楚,却已经急于参与。先生马上意识到,当进口行为不仅由生产需求驱动,还受到专项资金激励时,企业就可能扩大进口,进而改变原有的市场供需关系。大量铜进入市场,迟早会对价格形成压力。
2001年春假,我们一家正在嘉年华邮轮上度假。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要马上打电话给上海。”
我说:“我们现在在公海上,哪里去打国际长途?”
他说:“这么大的船一定有通信设备,否则遇到危险怎么办?你去问问船长。”
我真的去问了。船上果然可以打国际长途,每分钟28美元。
电话接通上海,他立即要求我们自营席位的交易团队:“抛铜!抛铜!”
交易规模相当于工厂一年的产量。当时市场并没有明显恐慌,但他已经判断,政策正在改变企业的进口行为,供需关系迟早会重新调整。那次提前布局,也抓住了后来的市场机会。
2008年,又是一次让我至今记忆深刻的经历。那年春天,我办理个人所得税申报时,会计师告诉我,美国政府准备向纳税人发放经济刺激款。回家后,我随口告诉先生,他马上追问:“消息准确吗?”
我说:“会计师告诉我的。”
他说:“再核实一下。”
我再次向会计师确认。先生听完,第一反应就是:“美国的资金流动性可能出问题了,要出大事。”
当时金融市场虽然已经出现风险信号,但全球性危机的规模与后果尚未完全显现。他立即联系贝尔斯登的经纪人,要求把股票全部清仓。经纪人还认为他太敏感了,但他没有犹豫,即使平仓意味着承担约100万美元的损失,也坚持退出股票市场,随后转向黄金期货。
接下来几个月,市场迟迟没有出现他预想中的全面崩溃。我忍不住笑他:“你是不是反应过度了?损失了一百万,市场却没什么动静。”
他只回答了一句:
“等。市场都是被等来的。”
2008年秋天,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国际铜价暴跌,原材料贸易受到严重冲击。
先生提前退出了股票市场的部分风险,而我随后在实体贸易中,亲眼见到了金融危机如何沿着产业链传导。
来自美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地的废铜供应商纷纷向我求助。他们的货物已经运抵中国,却因铜价暴跌遭到原买家拒收。近百个集装箱、约1800吨废铜,滞留在香港、黄埔、上海、天津、北仑等港口。
货物运不回去,买家拒收,供应商急于收回资金。甚至告诉我,只要能够解决,价格由我决定。
我告诉他们,已经收取其他买家定金、涉及原有合同责任的货物,我不接;其余能够合法重新处置的,尽快集中运往上海。
先生说:“不能趁别人最困难的时候压价,一切按照市场价格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