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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欲统一各族成为中华民族新图腾
2026年11月16日 纽约 记者:保罗
在过去两个月里,《爆点周刊》透明度计划围绕今年3月12日颁布、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和具体作用进行了深入系统调查采访。在此期间,我们采访了多位中国统战系统官员,阅读了多份中共机密文件,并经过交叉验证,形成今天的采访报道。调查的结论令人震惊:习近平欲统一各族成为中华民族新图腾!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高级官员向本刊介绍:习近平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抱负的中共领导人。他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不仅包括长期执掌最高权力、实现其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推动台湾统一,还包括在中国历史上完成一次更为彻底的民族整合。在习近平看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他创立皇帝制度,推行郡县制,实现政治和行政管理的统一;统一文字,推行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规范经济活动;推行车同轨,修筑驰道,实现交通标准的统一;同时将秦国法律推广全国,并通过焚书等措施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然而,秦始皇虽然实现了国家、政权、制度、文字和经济标准的统一,却没有实现各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的完全统一。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的政令与制度,却没有统一天下所有人的思想和信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推动下开展了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至1979年,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56个民族的基本格局。这项工作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首次在现代中国国家制度中系统确认了各民族的身份,为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提供了制度基础,也奠定了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格局。
习近平所设想的民族统一,并不满足于国家主权和政治制度层面的统一,而是彻底消灭各民族在语言、文化、生活习俗乃至精神认同上的差异,最终形成一种高度统一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按照这位官员的解释,习近平的目标是要成为真正的千古一帝。要将56个民族变成一个民族,将自己变成这个新民族的共同信仰对象、共同图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和具体作用就在于此。
据上述知情官员介绍,目前推动相关工作的中央层面重要负责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干杰。知情者特别提到,今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是观察这项政策如何具体推进的重要窗口。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思想。会议要求:深入挖掘和阐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构建体现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持续推进社会面普及应用,更好通过语言相通促进心灵契合,搭建线上交流平台,依托运用互联网拓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和空间。记者将其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就是:推动形成各民族共同的新中华文化符号,构建一个共同的新图腾(标识)体系。并且通过汉语和互联网加速实现民族同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图腾崇拜、祖先信仰和宗教文化传统。汉族以龙凤为重要文化象征,蒙古族有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藏族有猕猴祖先神话,并普遍受到藏传佛教文化影响;苗族部分支系崇奉蝴蝶妈妈和枫树,瑶族、畲族部分支系有盘瓠神犬的祖先信仰,彝族部分支系崇虎,土家族有白虎崇拜,壮族有与稻作文化相关的蛙崇拜,鄂伦春族有熊崇拜,满族传统文化中有乌鸦、海东青等神鸟信仰,傣族以孔雀、大象为重要文化象征,并深受南传佛教影响。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中有大量穆斯林,伊斯兰教深刻影响其宗教生活和文化习俗。这些图腾、祖先传说与宗教信仰并不完全相同,也并非每个民族都拥有统一的图腾,但它们共同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历史来源、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新图腾的目的就是要用一个全新的取代过去旧的,从而实现信仰与文化的完全统一、完全同化,最终彻底消灭不同民族的差异性,将56个民族变成一个民族。
上述知情官员特别指出:会议并没有明确要求将习近平作为新中华民族的图腾(标识)的直白表述,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唯一能够成为新图腾的只能是习近平。目前,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已经开始委托多个机构,着手设计这一新的图腾体系。
为了实现最高领导层的政治目标,本次会议共计部署了六项进一步消除民族差异、实现民族同化的措施。特别是针对青少年,会议要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制校、教书育人全过程。要改变不同民族学生的不同生活习惯,从作息、饮食等各个方面统一。取消各类民族学校、民族班,实行各族青少年混班混宿。对所有学生用共同的习近平思想进行教育,通过
通过同样的汉语、同样的学习内容和同样的生活习惯塑造全新的一代中国人,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
知情者透露,目前全国各地区都已经取消各类民族学校和民族班,所有少数民族学生已经实现了混班混宿。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学生生活习惯统一,例如很多地区已经禁止穆斯林学生在斋月期间封斋。让穆斯林学生与汉族学生遵循同样的生活作息。
除了学校之外,会议要求要建设重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进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和服务全过程,落实到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社区活动中,建设各族群众混居社区,完善友好型包容性融合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不能以民族身份宗教信仰为由进行民族区隔。
知情者还透露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中共前党魁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以民政部副部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海峰副部长对于上述措施完全赞同和拥护。
baodiantimes.com/article/xi-…
汉化与党化:习近平要重塑中华民族
本文分两部分:一是习近平的中国梦重要内容,是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光荣,统一台湾之外,就是重塑中华民族。第二部分是回顾中共建政前后的民族政策。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由爆点周刊的报道引发:
『在过去两个月里,《爆点周刊》透明度计划围绕今年3月12日颁布、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和具体作用进行了深入系统调查采访。在此期间,我们采访了多位中国统战系统官员,阅读了多份中共机密文件,并经过交叉验证,形成今天的采访报道。调查的结论令人震惊:习近平欲统一各族成为中华民族新图腾』
上篇:习近平要重塑中华?
准确地说,习近平要在自已手上,完成多民族的汉化与党化,边疆民族第一步是汉化,增量汉语,减量边疆民族的语言,弱化其信仰元素,汉化的同时,强化党治。
党化,不仅针对边疆民族,也针对汉人。
因为共产党人是红色基因,是汉人与边疆民族的统治者,共产党人是一个『先进』民族(『党族』),相当于雅利安人统治印度,只有加入到这个先进民族,才能成为统治者。而中华民族概念,只是被中共利用而已,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冠以中华之名,有名无实,苏维埃政权的领袖像是列宁,印制的钞票上也是列宁头像,旗帜符号来自苏联,军队的名字也来自苏联的红军。
共产党人在精神上已脱胎换骨换基因,祖宗认同是马克思而非炎黄二帝。
1949年建政之后,中共政权是二点零版的中华苏维埃。
打个譬如,中华是龙图腾,共产党人钻进龙的躯体,成为中华舞龙人,借中华之壳,谋自已的利益。
统一台湾、汉化党化边疆民族,只是实现共产主义梦想的第一步。各民族信仰不能超越党国信仰,对汉人区域的宗教信仰一样全方位控制与党化管治。
习近平要重塑中华民族,是要把中国多民族打造成党的有机躯体,精神一致,提升自已的战斗力,避免民族分离与独立,导致中共政权被瓦解与颠覆。
下篇:共产党建政后的民族政策(从毛时代到邓江胡时代)
中共边疆民族政策的根本矛盾,在于它曾以民族解放与自治争取支持,取得政权后,却把党的绝对领导置于自治之上。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甚至承认少数民族拥有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的自决权。
到1949年,这一主张已转为统一国家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转变本身并不必然否定共和,但自治若缺少独立的权利保障,地方社会无法约束党的权力,共和承诺便容易成为服从中央的制度包装。
传统帝国与现代党国的区别,也由此显现:
清朝通过军事征服、皇权册封、宗教关系与地方贵族维系统治,并非没有暴力与压迫;但在部分地区,它容许不同制度、信仰和生活方式长期并存。
共产党则拥有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和改造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命,不仅要求政治服从,还要重塑阶级关系、宗教生活与思想认同。因此,在容纳地方传统这一维度上,现代党国的某些政策甚至比传统帝国更具侵入性。
“王道”的空间,被持续改造社会的政治意志压缩。
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之道,实为革命之道,革命之道既是共产党人的王道,也是共产党人的霸道,用革命法则、革命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难题。
1959年的武装冲突与镇压、随后推进的激进社会改造
文化大革命对宗教文化的破坏,不再提中华民族,本质上是以阶级划分族群。
改革时期曾出现宗教生活恢复与政策调整,但并未形成能够限制中央权力的自治机制。
@baodiantimes
以上为我的分析,以下为我通过网络整理的资料:
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政府在民族政策上逐步从以往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和多元文化保护,转向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单一国家认同的路线。这一政策转向以及2026年7月正式生效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发了联合国机构、西方多国政府及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
国际社会对该政策体系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政策总纲、分地区具体争议及中国官方的回应三个层面:
总体政策层面的核心批评
国际观察家和人权机构普遍认为,北京正在系统性地推动少数民族的“同化”,削弱其独特的文化、语言与宗教特征。
强制文化与语言同化。 国家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要求学校、机构及公共场合以普通话为主导,大幅压缩少数民族母语教学与使用的空间。
“宗教中国化”与国家管控。 政府强化对宗教团体、宗教学校和宗教场所的行政干预,要求宗教活动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服从党的领导,限制了传统的宗教自由。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跨国镇压争议。 2026年7月生效的该部法律将民族同化与意识形态教育法制化,要求家长引导子女“爱党爱国”。同时,该法第63条规定追究境外组织和个人“破坏民族团结”的法律责任,被国际组织批评为将“跨国镇压”合法化,旨在迫使海外异议人士和流亡群体自我审查。
从这些政策可以提出一种判断:习近平追求的,是由党国主导的中华民族认同重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国家、文化与对共产党及社会主义的认同紧密相连。所谓“汉化”,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化趋同的压力;“党化”则要求各民族的历史、信仰与身份服从党的政治解释。两者相关,却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共和应允许不同民族在平等权利中共同生活;当自治无法制约权力,差异被视为风险,共和便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制度内容。
爆点周刊(BaodianTimes) retweeted
习近平要打造中华民族新图腾,他要超越秦始皇,要做秦始皇、毛泽东都做不成的事。
中共今年在3月12日颁布,然后到7月1日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个梦想不仅仅是对台湾的统一,更多的内容是习近平要彻底消灭各民族,(除了在中国大陆56个民族之外)甚至包含境外的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南北韩、包括日本等外邦国家。
习近平欲打造各民族在语言、文化、生活习俗乃至精神认同上的差异,最终形成一种高度统一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最关键的是认同他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的野心远比秦始皇,近比金三胖。
秦始皇建政秦朝只有短短的十六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有着2000多年的影响力,原因就是他通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和行政制度,建立了大一统国家的制度基础,习近平羡慕他,是因为秦始皇是真正称得上影响后人千年的千古一帝,但是,秦朝并没有彻底消灭地方文化和族群差异,因此,野心勃勃的习近平要在秦始皇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他要建立比秦始皇更大的历史功勋。
所以,习近平推行的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只是追求行政制度和国家主权的统一,更需要进一步强调中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
但如何做到呢?那么就要学近邻的金三胖小弟,金家三代人在朝鲜打造的“主体思想”,让金家在朝鲜世世代代靠血统执政,世袭罔替。
所以他恨不能立即废除掉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废除他们的语言,通过对下一代学生开始,在学校加强教育融合,混合编班,让不同民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参与校园活动,用汉文化尤其是党八股来影响下一代;
至于生活融合,通过各民族学生,包括引进黑人学生,混合宿舍安排和组织五花八门的集体活动,增加不同民族,包括被网友戏成为“碳族”的黑人学生的日常接触,山东大学为什么给每个黑人学生配三个女学伴,不就是为了加速黑人跟华人的融合?先交配,肉体融合了,思想融合就快了;
也就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最终就是要通过生活和习惯融合,统一的校园管理制度,推动共同的作息、饮食和行为规范,来达到用习近平思想教育统一的目的,就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教育体系,强化共同的政治历史叙事。
问题在于,共同的国家认同是否必须以弱化甚至牺牲民族文化差异为代价?
很显然,一个维持长久稳定的多民族国家,既需要共同的国家认同,也需要尊重不同民族的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但如果把民族团结简单理解为所有人只说同一种语言、只接受同一种文化叙事、只遵循同一种生活方式,甚至让不同民族的青少年从小接受高度统一的思想教育,那么民族团结就肯定会从相互尊重、平等共存,转变为以主流政治文化为标准的同质化过程,也就是先对其他民族“汉化”口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后推行共产党党八股文化进行洗脑,最终实现上升为习近平伟大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野心,已经不仅仅是要终身制,要永远执政,还要习家血脉时代传承,世袭罔替,要建立比秦始皇和毛泽东、金日成更伟大的功勋。
只是习近平的“中国梦”,只可能是黄粱一梦。
因为民族团结不等于民族同化,国家统一更不等于文化统一。
一个民族是否真正团结,不能只看它是否拥有共同的政治口号,更要看不同民族是否能够在平等地位上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传统。
习近平企图破坏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毁坏民族信仰,建立他习家天下,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必然会加速他的灭亡。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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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点周刊(BaodianTimes) retweeted
据爆点周刊报道, 习近平给自己的历史定位, 已经不仅仅是毛泽东, 也不仅仅是斯大林了, 他的新目标是秦始皇!
根据爆点周刊的爆料, 习近平所追求的政治目标, 不仅包括长期执掌最高权力, 实现其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及推动台湾统一, 还包括在中国历史上完成一次更为彻底的民族整合.
按照习近平的构想, 什么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以后只有“中华民族”一朵花, 而他, 就是这朵花的大花骨朵.
这让我想起前两天大家讨论的, 中国社会科学大学成立“冷门绝学学院”的事情. 十年前, 习近平刚上位不久, 那时他的权力还不如现在稳固, 但是他的内心已经十分稳固了, 那时候他就提出要求, 要研究西夏文, 契丹文, 女真文, 突厥文, 回鹘 文, 古藏文等等文字和文化领域.
没有人会相信, 小学生文化水平的习近平, 真的会对这些“冷门绝学”感兴趣, 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指示”和“要求”, 每一条都暗藏着他的政治野心. 比对一下爆点周刊的报道, 我们现在就明白了: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内容之一, 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復兴”. 一切意识形态的包装, 都要以打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復兴“为宗旨. 所谓的“冷门绝学”, 明眼人都看得出, 这些文字和文化, 通通涉及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 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係. 而中国开始重视这些文字与文化的研究, 其目的就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国家论述, 为这个国家论述寻找更多的文献资料, 古代档案和考古发现等方面的支撑. 换句话说, 为他实现全民族的大一统提供理论基础.
即将进入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 越来越搂不住自己了. 在多年的“为人类指明方向”之后, 他最近提出要“引领”“亚大大家庭”, 开始想当家长. 而现在的民族统一大业, 显然是要做三皇五帝到如今的第一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体长”了.
这听起来简直就是疯了.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 很多大独裁者, 最后的精神状态其实就跟疯了差不多, 从希特勒到毛泽东, 到达权力巅峰之后, 尤其是到了政权开始不稳之后, 都多少有点疯癫的状态.
看来, 谁都不会例外啊.
@baodiantimes
爆点周刊(BaodianTimes) retweeted
重大爆料:习近平欲统一各族,成为中华民族“新图腾”|11月16日,《爆点周刊》发表了一篇重磅调查报道,标题叫《习近平欲统一各族成为中华民族新图腾》。这篇报道揭露了习近平一个极其庞大的政治企图:他不仅要统一中国的政治制度、语言文字和社会生活,还要进一步消除56个民族在文化、生活习惯乃至精神信仰上的差异,最终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华民族,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新民族共同的精神图腾。看到这篇报道,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秦始皇,而是六十年前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非常深重的历史忧虑:如果习近平的这项民族改造工程真的按照既定目标全面实现,那么中国可能面临一场影响数代人的民族文化浩劫。它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其深度和广度,甚至可能不亚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今天,我们就从历史和政治逻辑上,认真分析这场运动一旦全面成功,究竟可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baodiantimes
大家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吗?196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冲进学校、寺庙、宗祠和普通人的家庭,焚烧书籍,砸毁文物,冲击宗教,批斗知识分子,试图把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扫而空。为什么要破?因为毛泽东要建立一个符合其革命意识形态的新世界,要塑造具有全新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新人。旧文化被认为是新世界的障碍,旧思想被认为是革命的敌人。于是,破坏传统便获得了政治上的正当性。十年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我们今天已经有充分的历史认识。但是大家想一想,文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它主要通过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和直接暴力冲击旧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宗教活动重新恢复,许多传统习俗重新出现,民间社会仍然保存着大量文化记忆。
那么,今天习近平推动的民族改造,与当年的文革究竟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它有没有红卫兵,也不是它有没有公开提出破四旧,而是它是否同样试图以最高政治权力为依据,重新规定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和精神世界。毛泽东当年要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如果按照《爆点周刊》披露的政治目标,习近平今天则是要逐步消除原有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建设一个全新的、具有统一精神认同的中华民族。一个是以阶级革命的名义改造社会,一个是以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名义重塑文化。两者的政治语言不同,实施手段不同,但都涉及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政治权力究竟有没有权力决定一个民族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信仰、怎样理解自己的祖先和历史?
我们先看看《爆点周刊》究竟揭露了什么。报道经过两个月的调查,采访了多位中共统战系统官员,阅读多份内部文件,并进行了交叉验证。报道指出,今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了进一步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六项措施。其中包括构建体现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学校教育、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尤其引人关注的是针对青少年的安排:取消各类民族学校和民族班,实行不同民族学生混班混宿,统一生活习惯,并通过共同的习近平思想、共同语言和共同教育内容塑造新一代中国人。报道还披露,全国各地区已经取消各类民族学校和民族班,许多地方正在通过统一作息和生活安排改变少数民族学生原有的习俗,包括限制穆斯林学生在斋月期间封斋。
这些措施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最需要研究的是它们的整体效果,而不是孤立地看其中某一项。一个民族的文化究竟是怎样延续的?不是靠政府颁发一张民族身份证明,也不是靠博物馆里摆放几套民族服装。它依靠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祖辈向后代讲述的历史,家庭使用的语言,宗教活动中的仪式,以及一代又一代人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如果一个民族的孩子不再学习本民族语言,不再接受本民族文化教育,不再遵循祖辈的宗教传统,甚至逐渐失去理解本民族历史的能力,那么几十年以后,这个民族可能仍然保留一个名称,但作为活生生的文化共同体,它的内涵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这才是我最担忧的地方。文革时期,红卫兵可以砸毁一座寺庙,但只要信徒还在,宗教记忆还在,未来就可能重新修建寺庙。红卫兵可以焚烧一本古籍,但只要民间还保存着其他版本,后人就有机会重新整理出版。但是,如果一种民族语言连续两三代人没有孩子学习,如果一种宗教传统连续几十年失去正常的代际传承,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逐渐被统一的政治叙事所取代,那么即使有一天政策改变了,谁来恢复这些传统?谁来重新教孩子们祖辈的语言?谁来重新讲述那些已经没有人记得的历史?大家想一想,毁掉一座建筑,可以重新修建;切断一种文化的代际传承,却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历史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长期、系统性的强制民族同化,在文化传承这个维度上,可能造成极其深远的后果。
而且,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讲清楚的问题:这场运动如果全面实现,受到文化冲击的绝不只是少数民族,也包括汉族。很多人可能以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建立共同的中华文化符号,主要针对的是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不是的,不一样。汉族同样拥有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文化传统。中国各地的方言、地方戏曲、宗族习俗、民间信仰、地方节庆、祭祖传统,以及儒释道相互交织的文化生活,构成了汉族文化丰富多样的历史面貌。广东人与东北人、福建人与四川人、江南人与中原人,虽然同属汉族,但他们的语言习惯、文化记忆和生活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如果所谓共同文化最终被解释为只能保留经过统一政治标准认可的内容,那么汉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同样可能受到冲击。
这里还存在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文化悖论。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恰恰是因为它不是一种完全没有差异的文化。它有不同地区的语言和风俗,有不同思想流派,有儒家、道家、佛教以及丰富的民间传统,也有各民族之间长期的交流、吸收和融合。如果将中华文化理解为必须由一套统一的政治思想来定义,那么许多原本属于中华文化的丰富传统,就可能因为不符合当代政治要求而被重新解释、边缘化,甚至逐渐失去传承空间。到那个时候,所谓统一中华文化,反而可能意味着削弱中华文化原本最宝贵的多样性。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明,依靠的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持续创造,而不是所有人只能按照同一种政治标准理解自己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必须谈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根据《爆点周刊》的报道,这项民族改造工程不仅要求统一语言、教育和生活习惯,还要求通过共同的习近平思想塑造新一代中国人。那么,我就要问一句:习近平思想究竟是什么思想?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宣传口号,而要看其政治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等一系列内容,不能在概念上简单等同于民族主义。但是,如果我们专门考察这次报道所揭露的民族改造工程,就会发现其中最突出的政治逻辑,是高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共同性和思想政治认同,并试图将这些目标贯彻到教育与社会生活之中。我的批评恰恰在这里:当极端的大一统观念与排斥文化差异的民族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并被赋予最高政治权威的时候,它就可能从国家认同建设,转变为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强制改造。
大家想一想,14亿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难道就必须拥有完全相同的文化吗?难道讲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保留不同的生活习惯,就妨碍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吗?一个蒙古族孩子学习普通话,为什么就不能同时学习蒙古语?一个维吾尔族孩子接受国家教育,为什么就不能保留自己的宗教和家庭传统?一个汉族孩子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为什么就不能继续理解自己家乡的方言、民俗和历史?国家统一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并不存在必须消灭其中一方才能保留另一方的必然关系。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政治上的统一不断扩大为文化上的一致,再进一步扩大为精神信仰上的一致。到了最后,文化差异可能不再被理解为社会的正常现象,而被视为尚未完成政治改造的表现。
这就涉及王沪宁的角色。《爆点周刊》报道指出,推动这项工作的中央层面重要负责人包括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我认为,王沪宁值得特别关注,因为他长期参与中共最高层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王沪宁最重要的政治作用之一,就是把最高领导人的政治主张组织成一套具有系统性的理论语言。到了习近平时代,习近平的个人政治权威被不断纳入新时代、中国梦、民族复兴和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之中。如果今天又进一步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习近平思想深度结合,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这究竟是在建立一个超越个人的国家共同体,还是在把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由众多民族共同构成的文化共同体,逐步纳入对特定领导人的政治认同之中?
这里最值得警惕的,是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之间的界限可能被不断模糊。国家不是某一个领导人的国家,民族也不是某一个政治人物创造出来的民族。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和信仰,往往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积累,而任何政治领导人都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如果把整个民族的共同精神认同建立在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之上,那么当这个人退出历史舞台以后,这套认同体系又该如何维持?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要以当代某一个政治人物的思想作为共同的精神标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国家认同能否保持历史连续性、文化生活能否保有独立空间的根本问题。
再说胡海峰。《爆点周刊》披露,胡锦涛之子、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参加了9月15日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对相关措施表示支持。这个细节值得注意。胡海峰首先是一名民政部门官员,社区建设、社会治理与民政工作具有直接联系,他参加有关会议具有行政职能上的解释。但是,他又是前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这使他的出席具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我尤其关注王沪宁在其中是否发挥了政治协调作用。如果胡海峰的参与不仅是部门安排,还被有意用于展示不同领导时期对这项政策的支持,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背书的象征。不过,胡海峰本人参加会议,并不等于胡锦涛本人作出了相同表态。我们真正需要继续研究的,是这项政策如何在不同党政系统之间获得支持,又如何通过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体系长期落实。
现在,我们回到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这场运动按照《爆点周刊》所揭露的目标全面实施,最终会发生什么?我认为,它可能首先造成中国各民族文化传承的系统性弱化。不同民族的语言、宗教、习俗和历史记忆逐渐失去独立传承空间,下一代人越来越难以理解祖辈的文化世界。其次,它可能改变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不再只是不同民族共同生活的政治框架,而成为主动规定各民族最终文化形态的力量。第三,它可能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人们对家乡、祖先、宗教和民族文化的认同,被要求越来越多地服从统一的政治思想。第四,它还可能造成一种深刻的社会矛盾:表面上的文化一致性不断增强,但一部分人对自己历史身份受到改变的感受,却可能在家庭记忆和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
如果这种过程持续几十年,影响两三代人,那么它的后果就不能仅仅用一项政策的得失来衡量。因为它可能改变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今天的中国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语言传统和宗教生活。如果这些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强制压缩,那么失去的不只是56个民族各自的某些传统,而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多样性。我们常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究竟什么叫博大精深?不是因为14亿人只有一种声音、一种习惯、一种思想,而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交流,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文明积累。如果这些差异被不断消除,中华文明自身也可能因此变得单一和贫乏。
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件事情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不是因为我认为今天一定会出现当年的红卫兵、武斗和大规模群众批斗,而是因为两者都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历史问题:能不能以政治目标为依据,对整个社会原有的文化生活进行根本改造?毛泽东时代的文革,以革命的名义冲击传统文化;如果今天的民族共同体建设最终走向全面强制同化,那么它可能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名义,改变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前者的破坏往往剧烈而直接,后者的影响则可能通过学校、家庭、社区和行政制度长期积累。文革打碎的是大量文化传统的现实载体,而持续数代人的强制民族改造,则可能进一步削弱这些文化传统自我延续的能力。 两者的具体历史后果不能预先等量齐观,但在民族文化传承这一维度,后者确实存在造成极其深远损失的可能。
最后,我想说几句发自内心的话。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哪一位领导人赐予的,也不是哪一个政党创造的。它属于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属于他们的父母、祖辈,也属于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任何一代政治领导人,都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可以代表整个历史,替所有民族决定未来应该保留什么文化、放弃什么信仰。国家可以制定法律,可以建设学校,可以推广共同语言,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但是国家权力也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边界。因为文化不是行政命令可以随意创造的东西,信仰不是统一教材可以完全规定的东西,民族认同更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就能够重新制造的东西。
我最深重的历史担忧就在这里:如果一个国家以14亿人的共同精神认同为目标,要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家庭逐渐接受同一种政治思想,并且把消除差异当作政治成就,那么它最终可能伤害的,恰恰是这个国家最深厚的文明基础。一个民族失去部分历史建筑,后人还可能重建;一个民族失去活的语言、文化和精神传承,后人却可能连应该恢复什么都不知道。
六十年前,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今天,当我们再次讨论以政治权力重塑社会文化生活的宏大工程时,最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不是如何把旧世界打碎得更加彻底,而是如何避免让政治运动再次给文化传承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真正的民族复兴,不应当以消除民族差异为代价;真正的中华文明,也不应当被压缩成对某一个政治人物的共同崇拜。
youtube.com/live/grLBI0MaYKU…
习近平要做中华民族新图腾,做秦始皇没做成的事,中国会不会经历新一轮文化断裂?本周爆点话题(11月16日-11月20日)诚邀各位知共大V、高手围绕本周话题参与评论、解读。 投稿截止时间:11月20日(美东时间)晚7点。 稿件字数:300—3000字,长短不限,自由发挥。 特别提醒:请勿使用AI代写。 超简易投稿方式:将文章直接发布在您自己的X账号,并在文章末尾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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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为完成投稿。 同一主题可连续多篇投稿,基础稿费按一篇计算,流量稿费分别计算。基础稿费100美元起步+流量激励稿费,具体规则请点击链接baodiantimes.com/article/1b5…
习近平欲统一各族成为中华民族新图腾
2026年11月16日 纽约 记者:保罗
在过去两个月里,《爆点周刊》透明度计划围绕今年3月12日颁布、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和具体作用进行了深入系统调查采访。在此期间,我们采访了多位中国统战系统官员,阅读了多份中共机密文件,并经过交叉验证,形成今天的采访报道。调查的结论令人震惊:习近平欲统一各族成为中华民族新图腾!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高级官员向本刊介绍:习近平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抱负的中共领导人。他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不仅包括长期执掌最高权力、实现其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推动台湾统一,还包括在中国历史上完成一次更为彻底的民族整合。在习近平看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他创立皇帝制度,推行郡县制,实现政治和行政管理的统一;统一文字,推行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规范经济活动;推行车同轨,修筑驰道,实现交通标准的统一;同时将秦国法律推广全国,并通过焚书等措施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然而,秦始皇虽然实现了国家、政权、制度、文字和经济标准的统一,却没有实现各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的完全统一。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的政令与制度,却没有统一天下所有人的思想和信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推动下开展了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至1979年,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56个民族的基本格局。这项工作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首次在现代中国国家制度中系统确认了各民族的身份,为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提供了制度基础,也奠定了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格局。
习近平所设想的民族统一,并不满足于国家主权和政治制度层面的统一,而是彻底消灭各民族在语言、文化、生活习俗乃至精神认同上的差异,最终形成一种高度统一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按照这位官员的解释,习近平的目标是要成为真正的千古一帝。要将56个民族变成一个民族,将自己变成这个新民族的共同信仰对象、共同图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和具体作用就在于此。
据上述知情官员介绍,目前推动相关工作的中央层面重要负责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干杰。知情者特别提到,今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是观察这项政策如何具体推进的重要窗口。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思想。会议要求:深入挖掘和阐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构建体现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持续推进社会面普及应用,更好通过语言相通促进心灵契合,搭建线上交流平台,依托运用互联网拓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和空间。记者将其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就是:推动形成各民族共同的新中华文化符号,构建一个共同的新图腾(标识)体系。并且通过汉语和互联网加速实现民族同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图腾崇拜、祖先信仰和宗教文化传统。汉族以龙凤为重要文化象征,蒙古族有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藏族有猕猴祖先神话,并普遍受到藏传佛教文化影响;苗族部分支系崇奉蝴蝶妈妈和枫树,瑶族、畲族部分支系有盘瓠神犬的祖先信仰,彝族部分支系崇虎,土家族有白虎崇拜,壮族有与稻作文化相关的蛙崇拜,鄂伦春族有熊崇拜,满族传统文化中有乌鸦、海东青等神鸟信仰,傣族以孔雀、大象为重要文化象征,并深受南传佛教影响。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中有大量穆斯林,伊斯兰教深刻影响其宗教生活和文化习俗。这些图腾、祖先传说与宗教信仰并不完全相同,也并非每个民族都拥有统一的图腾,但它们共同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历史来源、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新图腾的目的就是要用一个全新的取代过去旧的,从而实现信仰与文化的完全统一、完全同化,最终彻底消灭不同民族的差异性,将56个民族变成一个民族。
上述知情官员特别指出:会议并没有明确要求将习近平作为新中华民族的图腾(标识)的直白表述,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唯一能够成为新图腾的只能是习近平。目前,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已经开始委托多个机构,着手设计这一新的图腾体系。
为了实现最高领导层的政治目标,本次会议共计部署了六项进一步消除民族差异、实现民族同化的措施。特别是针对青少年,会议要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制校、教书育人全过程。要改变不同民族学生的不同生活习惯,从作息、饮食等各个方面统一。取消各类民族学校、民族班,实行各族青少年混班混宿。对所有学生用共同的习近平思想进行教育,通过
通过同样的汉语、同样的学习内容和同样的生活习惯塑造全新的一代中国人,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
知情者透露,目前全国各地区都已经取消各类民族学校和民族班,所有少数民族学生已经实现了混班混宿。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学生生活习惯统一,例如很多地区已经禁止穆斯林学生在斋月期间封斋。让穆斯林学生与汉族学生遵循同样的生活作息。
除了学校之外,会议要求要建设重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进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和服务全过程,落实到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社区活动中,建设各族群众混居社区,完善友好型包容性融合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不能以民族身份宗教信仰为由进行民族区隔。
知情者还透露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中共前党魁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以民政部副部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海峰副部长对于上述措施完全赞同和拥护。
baodiantimes.com/article/xi-…
Xi Jinping Seeks to Unify All Ethnic Groups and Become the New To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
November 16, 2026 | New York|By Paul | BAODIAN TIMES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the BAODIAN TIMES Transparency Project has conducted an extensive and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egislative intent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omoting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promulgated on March 12 of this year and brought into force on July 1.
During this investigation, we interviewed multiple officials within China's United Front system, examined several confidentia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documents, and cross-verified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before producing this investigative report.
The findings are shocking: Xi Jinping seeks to unify all ethnic groups and become the new to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
A senior CCP official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told this publication that Xi Jinping is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 driven by extraordinary historical ambition. His political objectives extend far beyond remaining in supreme power for the long term, realizing his proclaimed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r bringing Taiwan under Beijing's control. His ambitions also include accomplishing a far more thorough ethnic unification than anything previously achieved in Chinese history.
In Xi Jinping's view, Qin Shi Huang, China's First Emperor, conquered the six rival states and unified the realm in 221 BCE, establishing the first great centralized imperial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He created the imperial system, introduced the commandery-and-county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and unified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administration. He standardized the written script,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a common writing system; unified currency, weights, and measures to regulate economic activity; standardized the width of carriage axles and constructed imperial highways to unify transportation standards; and extended Qin laws throughout the empire while tightening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rol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the burning of books.
Yet despite unifying the state, political authority, institutions, written language, and economic standards, Qin Shi Huang failed to achieve the complete unification of the cultures, languag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The First Emperor unified the command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realm, but he did not unify the thoughts and beliefs of everyone under heaven.
Follow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large-scale ethnic identification campaign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enior CCP figures, including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By 1979, this process had ultimately established the basic configuration of China's 56 officially recognized ethnic group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undertaking lay in the fact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the identitie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ere systematically recognized. This provided an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ethnic equality,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and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cultures, while also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China's modern ethnic policies.
But the ethnic unification envisioned by Xi Jinping goes far beyond the unificat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is objective, according to the senior official, is to completely eradic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ethnic groups in language, culture, everyday customs, and even spiritual identity, ultimately forging a highly uniform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Xi Jinping's ambition is to become a true Emperor for the Ages — a ruler whose achievements would surpass those of the emperors of ancient China. He seeks to transform China's 56 ethnic groups into a single nation and make himself the common object of belief and the shared totem of this newly created nation.
This, the official explained, is the underlying legislative purpose and practical function of the Law on Promoting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According to the same informed official, the principal figures currently overseeing and advancing this initiative at the central leadership level include Wang Huning, a member of the CCP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Li Ganjie, a member of the CCP Politburo and head of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The source specifically identified a September 15 meeting of the Central United Front Work Leading Group as a crucial window into how this policy is being implemented.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meeting was to implement Xi Jinping's directives on promoting extensive interaction,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China's ethnic groups.
The meeting called for an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the cultural symbols they share. It demand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al symbols embo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hina's national image.
It further called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its use throughout society,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through linguistic commonality. The meeting also call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online exchange platforms and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to expand the channels and spaces for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Translated into plain language, the meaning is this: create a new set of common cultural symbols for all ethnic groups, establish a shared new totemic system, and accelerate ethnic assimilation through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its various ethnic groups have developed distinct totemic traditions, ancestral beliefs, and religious cultures.
For the Han Chinese, the dragon and phoenix are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s. The Mongols preserve ancestral legends of the Blue Wolf and White Doe. Tibetans have an ancestral myth involving a monkey and have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ibetan Buddhism. Certain branches of the Miao people revere the Butterfly Mother and the maple tree, while some Yao and She communities maintain ancestral traditions surrounding Panhu, the divine dog.
Some Yi communities revere the tiger; the Tujia have traditions of white tiger worship; the Zhuang preserve frog-related beliefs connected with rice cultivation; and the Oroqen have traditions of bear worship. In traditional Manchu culture, sacred birds such as crows and gyrfalcons hold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ai, peacocks and elephants are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ravada Buddhism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ir culture.
Large Muslim populations exist among the Uyghur, Hui, Kazakh,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with Islam deeply shaping their religious live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These totems, ancestral legends, and religious beliefs are not identical in nature, nor does every ethnic group possess a single universally recognized totem. Nevertheless, together they reflect the extraordinary diversity of historical origin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spiritual worlds among China's ethnic groups.
The purpose of the new totem, however, is to replace the old with something entirely new — to achieve the complete unific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ultimately eliminating ethnic differences altogether and transforming 56 ethnic groups into one single nation.
The informed official emphasized on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point: although the meeting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at Xi Jinping himself should become the totem or symbol of the new Chinese nation, everyone involved understood what was intended.
The only person who could become this new totem, the official said, was Xi Jinping.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the CCP Central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and the National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have already begun commissioning multiple institutions to design this new system of totemic symbols.
To fulfill the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the supreme leadership, the September 15 meeting laid out six measures aimed at further eliminating ethnic differences and achieving ethnic assimilation.
Particular emphasis was placed on young people.
The meeting demanded that efforts to promot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begin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t called for embedding the principle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out every aspect of school governance, teaching, and education.
The meeting also called for changing the different living habit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ethnic backgrounds, bringing their daily schedules, dietary arrangements, and other aspects of everyday life under uniform standards.
All categories of ethnic minority schools and ethnic minority classes are to be abolished, and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re to be placed in mixed classes and shared dormitories.
All students are to recei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ame Xi Jinping ideology.
Through the same Chinese language, the same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the same living habits, an entirely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people is to be molded, ultimately giving rise to a new Chinese nation.
Informed sources revealed that all regions across China have now abolished ethnic minority schools and ethnic minority classes, and all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mixed classes and shared dormitories.
Most regions have already standardized students' living habits. For example, many areas have prohibited Muslim students from fasting during Ramadan, requiring them to follow the same daily schedules as Han Chinese students.
Beyond schools, the meeting also call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new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platforms for advancing these policies.
It demand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implemented through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services,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The meeting called for the creation of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which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live together,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ethnic policies designed to promote inclusiveness, integr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
It further stipulated that ethnic identity or religious belief must not be used as grounds for ethnic separation.
An informed source also revealed another highly significant detail.
Hu Haifeng, the son of former CCP leader Hu Jintao, attended the meeting in his capacity as Vice Minister of Civil Affairs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a member institution of the Central United Front Work Leading Group.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Vice Minister Hu Haifeng expressed his full agreement with and support for the measures outlined at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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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跨境腐败法》引发的担忧,不仅涉及中国公民,也涉及与中国存在经济、财产和商业联系的境外人士。尤其值得关注以下群体:
一、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与民营企业家。 曾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参与维权活动,又在国内保留企业、房产、股权或银行账户者,可能面临经济调查与政治压力相互叠加的风险。
二、已经入籍外国的华裔企业家。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的华裔公民,如果仍在中国经营企业或持有重要资产,其外国国籍并不当然排除中国法律对境内经营活动的管辖。
三、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投资者。 在中国大陆拥有工厂、房地产、金融投资或商业伙伴者,可能受到境内调查、账户冻结及资产处置措施影响。政治敏感人士尤其担忧选择性执法。
四、与中国有密切业务联系的外国企业。 包括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咨询公司及其高管。涉及跨境贿赂、资金流动或关联交易时,可能面临调查、资料调取及国际司法协助请求。
五、国内仍有家属与资产的海外中国公民。 即使本人长期居住国外,国内亲属、企业及财产关系仍可能成为施压渠道。频繁往返中国的商人,还需关注限制出境等风险。
六、与被调查企业存在关联的境外股东和合作伙伴。 即使没有直接参与违法活动,也可能因资金往来、股权关系或交易记录而被要求提供资料。
需要强调:存在商业联系不等于涉嫌腐败,外国国籍也不意味着必然遭到追诉。 中国执法机关不能仅凭本国法律直接在外国扣押财产,境外强制措施通常仍须符合当地法律。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当政治审查、经济调查与跨境追索相结合,合法财产和正常商业活动可能受到不当干预。反腐败的边界,应由证据、法律程序与独立司法审查来确定。
此为AI根据我的提示总结的,许多方面确实高于人类的理性与综述能力了。
@baodiantimes
从政治追踪到财富管控:中共的长臂能伸多远?
一、从政治打压到经济追诉:国内“远洋捕捞”向海外延伸
爆点周刊报道:1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正式颁发,该法律旨在预防和惩治跨境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反跨境腐败法案公布,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远洋捕捞将推展到全球,所以令人担心与警觉的不只是执法范围扩大,更是国内政治性经济执法模式可能向海外延伸。
所谓“远洋捕捞”,原本指一些地方执法机关跨区域办案,以刑事调查、冻结账户、查封企业等方式追索财产,甚至通过罚没收入获取经济利益。当财政压力、政治控制与执法权力结合,企业家便可能成为被中共当局选择为追诉的对象。
如果是真正的维护国家经济权益,无可厚非,但严峻的问题在于:通过已然发生的『远洋捕捞』与国内的一些特殊案例,我们有理由担心,此法案不仅会扩大化,使一些具体执法部门以此牟利,也会通过上法案,公然迫害异见人士或海外企业家,甚至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外资企业都会被列入猎杀对象。
国内的远洋捕捞是中国内地经济下行,地方政府经济困窘导致的,本地企业政商关系复杂,不好下手,那么就『异地捕捞』,通过不义与非法手段,使一些企业资产部分甚至全部被剥夺。
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长期关注农民权益、民营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也曾公开支持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企业内部也搞民主自治实验,2021年,他被以寻衅滋事、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等多项罪名判处18年有期徒刑。外界质疑,其独立政治立场与公共活动是遭受严厉追诉的重要背景。地方政府既帮助中共在政治上清除了异已,又收获了一块难得的肥肉。
北京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长期批评公共政策,2020年又因一篇批评最高领导人及疫情治理的文章引发关注。同年,他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罪名被判18年,处以罚金人民币420万元。
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广东民营教育家信力建,长期倡导自由、宪政与教育改革。2015年,被有关部门构陷,说他涉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被羁押,后来获刑。尽管公开的处罚金是 10 万元,但整个教育集团无法运营,有关机构评估达20亿以上的财富最终以几千万元转让。
我们再看看香港与海外案例:
2017年,拥有加拿大国籍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从香港被带往中国内地,此后,明天系金融资产遭到大规模接管与重组。
我谷歌相关资讯是:2022年,肖建华被判13年有期徒刑,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通报,该案的具体判决与财产处置如下:
对明天控股的处罚: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 550.3 亿元(约合 81 亿美元)。
对肖建华个人的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50 万元。
香港传媒企业家黎智英长期批评北京、支持香港民主运动。2020年遭到逮捕,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首次引用《香港国安法》第43条,冻结了黎智英的资产,当时估值约为 近5亿港元,2026年2月9日,香港法院就国安法及煽动罪案件进行宣判,由于《苹果日报》已停刊并被清盘,法院对涉案的3家苹果日报相关公司(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苹果日报互联网有限公司)共处以罚金 300.45 万港元。
这些案例共同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当政治权力能够影响调查、起诉与审判时,企业家能否获得真正独立的司法救济?当它的长臂向海外延伸,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与效应?这些事件的法律背景并不相同,不能全部归入反腐败执法,却揭示一个共同风险:当政治安全目标与司法手段结合,个人自由、企业经营和财产权利都可能成为党国惩治政治异已与异见者的筹码与手段。
结语:新法之下,海外财富会成为新的控制工具吗?
过去,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跨境行动容易引发国际争议,新的跨境反腐败法律框架,则可能使境外调查、信息交换、追逃追赃与国际司法合作更加制度化。
对许多涉外经营的企业家与商人来说,即使移居美国、加拿大或欧洲,仍可能在中国拥有企业、股权、房产、银行账户或亲属。国内资产与商业关系,就可能成为境外政治施压的支点。执法机关可以调查关联交易、冻结境内资产、追究企业经营责任,也可能通过要求回国配合调查、限制出境等方式增加当事人的压力。
对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而言,只要在中国大陆存在重要投资与财产联系,同样可能面临相关风险。因此,“海外捕捞常态化”目前应当被视为需要警惕的制度风险,而不是已经得到证明的现实。
经济下行与地方财政困难,可能强化趋利性执法的动机;政治控制与财富追索一旦结合,则会进一步增加财富拥有者的风险。
@baodiantimes
爆点周刊(BaodianTimes) retweeted
11月6日,习近平签署第八十九号主席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
中共官方宣称,该法律旨在预防和惩治跨境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但此法有关外国企业配合调查、境外人员追逃追赃、国际信息收集及反制外国执法活动的规定,引发了对中国权力扩张,长臂管辖,对境外其他主权国家跨境执法的担忧。
众所周知,中共多年来在海外野蛮执法,长臂管辖,违背国际通行法律,利用所谓猎狐行动(2014年启动):以追逃追赃为主要目标,针对大量外逃所谓官商腐败人员;
天网行动(2015年启动):协调追逃追赃,包括通过国际合作追回境外被贪官或者奸商转移到海外的资产;
海外警务站:欧美很多国家调查发现,中国司法机构涉嫌在当地未经许可开设中共控制的警务站,开展境外警务活动;
跨境施压和非正式遣返:中共通过威胁境内亲属、骚扰、监控等方式,逼迫境外人员返回中国受审;
习近平以为中国通过一部法律就可以粗暴干涉外国主权国家的执法权,让很多在中国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的外逃人员产生恐惧。
很多在境外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员,以为中共凭借此法律,就可以到境外抓人了,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法律常识告诉我们,中国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不可能是中国政府可以依据这部法律,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就可以直接调查、监控、抓捕甚至强迫境外华人回国。
中共立法依据的是跨境腐败行为的打击,比方说该法第二条把五类行为纳入跨境腐败范围,中国公民和中国企业在境外实施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利益输送等行为;部分行为发生在境外、但部分结果发生在中国境内的腐败行为;涉嫌腐败人员逃往境外以及跨境转移腐败资产的行为,看上去好像有理有据,实则是中共曲解国家法,玩阴谋手段,恐吓海外的部分被中共追逃的人员。
最关键的国际法界限:管辖权不等于执法权,国际法承认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境外行为行使管辖权,比方说,属人管辖,对本国公民在境外实施的特定行为主张管辖。
我们看到的典型案例,发生在菲律宾的中国医药高管夏轲孚、孙靖被绑架撕票案,其主犯刘瀚文,逃往美国后,最终从美国引渡回中国,而且他必然会判死刑,但是这个属于中美司法合作,不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自行实施的强制执法。
因为国际法都明文规定了国际司法合作的具体原则,中国可以根据本国法律调查一名涉嫌贪污、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也可以向美国司法机关提出引渡或司法协助请求。
但中国公安人员不能仅凭中国法律,就直接到美国住宅搜查、抓捕当事人,或者强迫其回国,所有行动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和国际合作程序。
也就是说,域外法律管辖权可以存在,但境外强制执法权不是由一个国家单方面取得。
那么中国出台《反跨境腐败法》,中共究竟是在反腐败还是海外镇压?国际上又有谁来监督中国的司法和监察机关?
习近平打着反腐败的旗号,能不能成为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通行证?
所以我们要提醒国际社会,要警惕中共不是要把贪官追回来,而是中共准备使用这套新的跨境执法工具,实施海外境外执法抓捕。
毫无疑问,反腐败应当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让一个国家的监察权变成可以长臂管辖,跨越国境、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
@baodiantimes
从政治追踪到财富管控:中共的长臂能伸多远?
一、从政治打压到经济追诉:国内“远洋捕捞”向海外延伸
爆点周刊报道:1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正式颁发,该法律旨在预防和惩治跨境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反跨境腐败法案公布,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远洋捕捞将推展到全球,所以令人担心与警觉的不只是执法范围扩大,更是国内政治性经济执法模式可能向海外延伸。
所谓“远洋捕捞”,原本指一些地方执法机关跨区域办案,以刑事调查、冻结账户、查封企业等方式追索财产,甚至通过罚没收入获取经济利益。当财政压力、政治控制与执法权力结合,企业家便可能成为被中共当局选择为追诉的对象。
如果是真正的维护国家经济权益,无可厚非,但严峻的问题在于:通过已然发生的『远洋捕捞』与国内的一些特殊案例,我们有理由担心,此法案不仅会扩大化,使一些具体执法部门以此牟利,也会通过上法案,公然迫害异见人士或海外企业家,甚至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外资企业都会被列入猎杀对象。
国内的远洋捕捞是中国内地经济下行,地方政府经济困窘导致的,本地企业政商关系复杂,不好下手,那么就『异地捕捞』,通过不义与非法手段,使一些企业资产部分甚至全部被剥夺。
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长期关注农民权益、民营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也曾公开支持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企业内部也搞民主自治实验,2021年,他被以寻衅滋事、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等多项罪名判处18年有期徒刑。外界质疑,其独立政治立场与公共活动是遭受严厉追诉的重要背景。地方政府既帮助中共在政治上清除了异已,又收获了一块难得的肥肉。
北京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长期批评公共政策,2020年又因一篇批评最高领导人及疫情治理的文章引发关注。同年,他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罪名被判18年,处以罚金人民币420万元。
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广东民营教育家信力建,长期倡导自由、宪政与教育改革。2015年,被有关部门构陷,说他涉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被羁押,后来获刑。尽管公开的处罚金是 10 万元,但整个教育集团无法运营,有关机构评估达20亿以上的财富最终以几千万元转让。
我们再看看香港与海外案例:
2017年,拥有加拿大国籍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从香港被带往中国内地,此后,明天系金融资产遭到大规模接管与重组。
我谷歌相关资讯是:2022年,肖建华被判13年有期徒刑,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通报,该案的具体判决与财产处置如下:
对明天控股的处罚: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 550.3 亿元(约合 81 亿美元)。
对肖建华个人的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50 万元。
香港传媒企业家黎智英长期批评北京、支持香港民主运动。2020年遭到逮捕,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首次引用《香港国安法》第43条,冻结了黎智英的资产,当时估值约为 近5亿港元,2026年2月9日,香港法院就国安法及煽动罪案件进行宣判,由于《苹果日报》已停刊并被清盘,法院对涉案的3家苹果日报相关公司(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苹果日报互联网有限公司)共处以罚金 300.45 万港元。
这些案例共同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当政治权力能够影响调查、起诉与审判时,企业家能否获得真正独立的司法救济?当它的长臂向海外延伸,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与效应?这些事件的法律背景并不相同,不能全部归入反腐败执法,却揭示一个共同风险:当政治安全目标与司法手段结合,个人自由、企业经营和财产权利都可能成为党国惩治政治异已与异见者的筹码与手段。
结语:新法之下,海外财富会成为新的控制工具吗?
过去,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跨境行动容易引发国际争议,新的跨境反腐败法律框架,则可能使境外调查、信息交换、追逃追赃与国际司法合作更加制度化。
对许多涉外经营的企业家与商人来说,即使移居美国、加拿大或欧洲,仍可能在中国拥有企业、股权、房产、银行账户或亲属。国内资产与商业关系,就可能成为境外政治施压的支点。执法机关可以调查关联交易、冻结境内资产、追究企业经营责任,也可能通过要求回国配合调查、限制出境等方式增加当事人的压力。
对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而言,只要在中国大陆存在重要投资与财产联系,同样可能面临相关风险。因此,“海外捕捞常态化”目前应当被视为需要警惕的制度风险,而不是已经得到证明的现实。
经济下行与地方财政困难,可能强化趋利性执法的动机;政治控制与财富追索一旦结合,则会进一步增加财富拥有者的风险。
@baodiantimes
11月6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公布《反跨境腐败法》。北京给出的理由是打击跨境贿赂、追逃追赃、加强国际合作。
反腐败,这回要管到全世界了?😅
名字听着很正义,打击跨境腐败、追逃追赃。可细看条文,法律人士杜文只用了四个字概括:“号令四海”。
先看第二条:管的不只是中国官员,外国企业、外国个人,只要跟中国公职人员沾上边,都可能被纳入调查。
再看第十七条,争议最大:监察机关、公安办案,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交材料。
重大案件还能按对等原则,直接要求外国企业和个人配合。不配合?第四十四条的法律责任等着你。
第十五条更精彩:大数据、人工智能一起上。
银行流水、股权、出入境记录全串起来,风险预警、收集证据一条龙。
问题是,谁来监督这些握着数据的人?
第二十五条才是双标名场面😏
外国机构没经北京同意,不准在中国境内调查。中国境内的人没经许可,不准向境外提供证据。
意思就是:我能查你,你不能查我。
还有第二十八条,全球举报有奖。不限国籍,不限地点。海外员工、合作伙伴、知情人,都可以去举报拿奖励。
杜文说,这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商业竞争、私人恩怨,都可能借着执法的名义找上门。
猫神当然支持反腐,贪官一个都别放过,但反腐靠的是独立司法和程序正义,一个没人能约束的权力,把手伸向全球,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好在欧美有司法独立和严格的引渡审查,这部法律到了海外不一定好使。
可对那些在中国做生意、在海外有资产、跟国内还有联系的人来说,新的风险已经来了。
一旦缺乏有效监督,反腐的名义也可能被拿来施加政治压力。将来如果海外企业或个人接到一份以反腐为名的调查要求,他们能不能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查,又能到哪里申诉?
这才是检验这部新法会不会滑向海外镇压的关键。
@baodiantimes
爆点周刊(BaodianTimes) retweeted
闫小坏儿:掌控欲膨胀,触角越伸越长
11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八十九号主席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这部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法律,共六章47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包括:外国企业被要求向中国监察机关或警方提供证据,境外个人可以通过举报腐败线索获得奖励,金融监管、人工智能与公安调查将被纳入统一的跨境反腐败体系。与此同时,外国执法机关如果未经北京许可,在中国境内调查跨境腐败案件,可能遭到法律制裁。
我以前直播聊对外援助时聊过,境外更易腐败,数额巨大,监管缺位。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他们出台各种法律法规是真正为了反腐。真正反腐需要的是改变公有的制度,否则所有的法律文书,不过是给普通百姓看的,不过是日后收拾异己时用的。
这个制度在,腐败就一直在。腐败不过是它的衍生品种而已。不让腐败,谁给你干脏活?谁给你卖命?
但是表面上还必须反腐,一来告诉百姓,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初衷是好的,只是无法杜绝一些蛀虫。我们是明文规定不能腐败的,我们对腐败是零容忍的,你看,我们的法律法规写的清清楚楚。
但是法律如何解释、如何使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其实大家看法律法条,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差别不是特别大。区别在于,法治国家有法必依,非法治国家法律只是统治者的工具,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他想用法就用,他不想用,法律就屁也不是。
中国官方宣称,该法律旨在预防和惩治跨境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然而,如我上面所言,这肯定不是他们的初衷。
那么他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与前些天从严治党一样的强化家法威严:里外的官员都立正站好队伍,看清谁说了算,知道你要效忠谁。
一方面,也给外企和个人来个下马威。了解一点中国的外企知道这是个欲加之罪的国家,不管什么方面得罪了某人或官家,都可以把你放在《反跨境腐败法》里调查一番、折腾一顿。这是中国执法权力的跨境扩张。
另外,这些年来,中国靠前三四十年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力,收买世界各国政府及要员,他们从中得到了甜头。现在又想将收买的范围扩大,用奖励举报等手段,调动、鼓动普通民众 (西方国家也有这样的奖励,不同之处,人家是法治国家) 。
中国这几年,不断地对内高压、不停地向世界表态,即便在引起全世界警觉反感后,仍然不知收手。中国人的国际环境只会越来越艰难了……
@baodiantimes
爆点周刊(BaodianTimes) retweeted
上周,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部《反跨境腐败法》. 我曾经为此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似乎反响不是很大, 典型的是一位网友的留言, 说“我们就是普通人, 反腐败法跟我们扯不上关系.”. 台湾有句俗语, 叫做“乡愿”,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 就堪称典型的乡愿.
《反跨境腐败法》真的跟一般人无关吗? 问题应当是这样: 第一, 有关还是无关, 其实不是来百姓说了算的, 是中共当局说了算了. 中共统治下生活久了的人都应当知道, 没有什么政府的政策是完全跟你无关的. 第二, 今天无关, 明天就可能又关了. 有些紧箍咒制造出来是放在那里备用的, 你不能说他今天不用, 就代表那是没用的.
《反跨境腐败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紧箍咒.
这部法律最大的问题, 其实也是中国整个法律体系最大的问题, 就是给行政权力留下太多的模糊空间. 别的不说, 到底什么是“腐败”, 恐怕就是中共的执法人员说了算, 而不是法律说了算.这一点, 相信很多在国内的, 或者已经润出来的企业家都深有体会. 《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教育企业家信力健, 大家有空去看看, 就可以知道“腐败”这个定义是怎么被政治性滥用的.当法律解释权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的时候, 好坏是没有公平的标准的.
另外, 《反跨境腐败法》, 顾名思义, 针对的重点就是海外. 如果有人以为身在海外, 就已经逃脱魔爪, 那这部法律就是敲响了警钟. 除非你在国内没有任何与体制有瓜葛的亲友, 否则, 当局如果想找你麻烦, 随便给你国内的亲友定个罪名, 你, 就是“犯罪关系人”了, 你, 就是《反跨境腐败法》的执法对象了. 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吗?
要如何面对? 我还是过去的两点呼吁:
第一, 海外的华人, 尤其是企业家, 应当增加在西方社会的游说能力, 让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社会, 重视这样一部对西方社会和法律秩序构成威胁的法律;
第二, 海外华人, 尤其是企业家, 应当联合起来, 寻求维护自己权益的途径.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最后的结果, 就是一个个地被跨境镇压掉.
中共现在缺钱, 钱多的中国人或前中国人, 哪怕你是在天涯海角, 都要小心一点.
@baodiantimes
本周爆点话题:习近平的全球执法野心:反腐败会成为中国海外镇压的新工具吗?
(11月9日-11月13日) 诚邀各位知共大V、高手围绕本周话题参与评论、解读。 投稿截止时间:11月13日(美东时间)晚7点。 稿件字数:300—3000字,长短不限,自由发挥。 特别提醒:请勿使用AI代写。 超简易投稿方式:将文章直接发布在您自己的X账号,并在文章末尾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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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欲“号令四海”!中国新法引爆跨境执法争议:反腐败还是海外镇压?
《爆点周刊》记者 保罗 2026年11月9日,纽约报道
一部刚刚生效的中国法律,正在将北京的反腐败权力推向国境之外。外国企业被要求向中国监察机关或警方提供证据,境外个人可以通过举报腐败线索获得奖励,金融监管、人工智能与公安调查将被纳入统一的跨境反腐败体系。与此同时,外国执法机关如果未经北京许可,在中国境内调查跨境腐败案件,可能遭到法律制裁。
这究竟是一部打击国际腐败犯罪的法律,还是中国国家权力向海外扩张的新工具?
11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八十九号主席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这部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法律,共六章47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官方宣称,该法律旨在预防和惩治跨境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然而,法律中有关外国企业配合调查、境外人员追逃追赃、国际信息收集及反制外国执法活动的规定,也引发了对中国跨境执法权力扩张的担忧。
曾长期在中国政府法制系统工作、曾主持国务院委托立法课题研究的法律人士杜文,在分析这部法律时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判断:这部新法的政治野心,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号令四海”。
杜文认为,法律虽然冠以反腐败之名,但其制度设计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反腐败合作。如果相关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便可能成为中国实施跨境政治施压乃至海外镇压的制度工具。
中国反腐败调查的对象,正在扩展至外国企业和个人
这部法律首先引人关注的是其广泛的适用范围。
根据第二条规定,跨境腐败不仅包括中国企业和公民在境外实施的相关腐败行为,也包括外国企业、组织和个人向中国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行贿等行为,以及行为或结果与中国境内存在法定联系的其他相关腐败活动。
这意味着,一家外国跨国公司,只要其商业行为涉及中国公职人员或其他法定情形,就可能被纳入中国跨境反腐败调查的范围。
例如,一家外国企业在中国开展大型商业合作,其高管被怀疑通过不正当利益输送获取项目。如果行为符合中国法律所规定的违法犯罪构成要件,中国有关机关便可能启动调查。
更为敏感的是,法律涉及境外职务违法、腐败资产转移及追逃追赃等多种情形。中国监管机关的调查视野不再局限于境内官员及资产,而是延伸至跨国商业交易和海外财产活动。
国际社会普遍承认打击跨境贿赂和洗钱的正当性,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也通过法律对特定境外腐败行为行使管辖权。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调查程序能否提供充分的独立司法审查,以及外国企业和个人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监察机关或警方的调查要求。
第十七条成为争议焦点:外国企业也被要求配合中国调查
整部法律中,最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条款之一,是第十七条。
该条第一款授权中国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在办理跨境腐败案件时依法向有关组织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和调取证据,同时明确要求有关组织和个人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材料。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应当”通常表示明确的法律义务,而不是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履行的倡议。第四十四条还将拒不提供材料、隐匿或毁灭证据、阻碍调查等行为与相应法律责任衔接起来。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第十七条第二款。该款规定,中国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机关在办理重大跨境腐败案件时,按照对等原则,可以要求外国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予以配合。
这一规定的重要性在于,中国法律不再仅仅强调通过外国政府开展司法协助,而是将外国私人主体明确列入可以被要求配合的对象。
杜文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监察和公安权力向海外延伸的制度意图。其潜在影响不仅涉及中国公民,也可能波及与中国存在商业、资金或人员往来的外国企业。
不过,必须区分国内法赋予的调查权限与在外国领土上实际执行强制措施的能力。中国即使能够在本国法律中要求外国主体配合,也不能仅凭该条规定就在美国或欧洲直接搜查办公室、冻结银行账户或逮捕人员。
这些行为通常仍受到所在国法律、国际条约和司法协助程序的限制。
因此,新法的实际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政府的合作程度,以及相关企业和个人所处国家的法律制度。
对于与中国有密切警务合作关系的国家,该法可能提供更多合作依据;对于拥有严格引渡审查、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程序的欧美国家,其境外执行则可能遭遇较大障碍。
国家监委牵头:人工智能和金融数据进入跨境反腐体系
另一项值得警惕的变化,是中国跨境反腐败调查机制的集中化和信息化。
根据第八条,新法确立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外交、公安、司法行政、财政、商务、审计、金融监管、证券监管及网信等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这意味着,中国跨境反腐败工作将不再只是公安机关或外交司法系统之间的个案合作,而是一个能够整合多部门行政与监管资源的国家级体系。
第十二条涉及公职人员违规取得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及境外资产申报等事项。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则将金融、海关、审计、税务等部门发现的相关线索纳入协同机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五条。该条明确要求有关机关依法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整合监督信息资源,用于风险预警、发现问题和收集固定证据。
这一制度设计,可能显著提高中国当局发现跨境资金往来、关联企业和境外资产线索的能力。
从技术层面看,银行交易、企业股权、国际投资、出入境记录以及监管信息之间的关联分析,正成为现代反洗钱与反腐败调查的重要方法。
但当这些技术被纳入高度集中的国家监察体系时,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谁来监督掌握这些数据的机关?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被调查人的程序性权利,能否获得有效保护?
法律虽然规定相关机关负有保密义务,但保密规定本身并不能替代独立的权力监督。
一边要求外国配合,一边限制外国调查:中美执法冲突风险上升
新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反跨境腐败与中国对外国法律措施的反制机制联系起来。
第六条规定,如果外国以反腐败为借口,或者不当域外适用本国法律,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并采取相关歧视性限制措施,中国可以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实施反制、阻断措施。
对于国际企业而言,这可能带来更加复杂的法律风险。
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为例,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在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内调查外国公职人员贿赂案件。如果相关调查涉及中国大型企业,北京可能依据自身法律判断外国执法是否属于不当域外适用。
在这种情况下,同一项跨境商业交易可能同时受到中美两套法律制度的约束。
更具冲突性的是第二十五条。
该条明确限制外国机构未经中国有关机关同意,在中国境内自行开展反跨境腐败执法调查,并限制中国境内组织和个人未经许可向境外机构提供有关证据、数据和调查协助。
这可能使跨国企业陷入法律合规困境:外国监管机关要求提供证据,中国法律却对相关信息的跨境提供设置限制。
特别是在涉及跨国公司内部调查、境外司法诉讼、银行反洗钱审查和企业数据合规时,企业可能需要同时应对不同法域之间相互冲突的要求。
杜文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存在将反腐败执法争议转化为国家间经济施压和政治博弈的风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取得不受限制的全球执法权。各国仍有权依据本国法律决定是否承认、协助或执行中国提出的调查要求。
全球举报奖励制度:普通个人可能成为中国跨境调查的信息来源
新法第二十八条同样值得关注。
该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跨境腐败行为,有关机关应依法处理,并对提供有效信息的举报人依照规定给予奖励和保护。
从条文表述看,举报主体并未被限定为中国公民,也未明确限定举报人的所在地。
这意味着,海外企业员工、商业合作伙伴以及其他掌握相关线索的个人,都可能成为中国跨境反腐败信息的来源。
例如,一名海外企业员工掌握与中国官员有关的商业交易记录,或者一名知情者掌握涉嫌腐败人员的境外财产线索,均可能向中国有关机关举报。
举报奖励本身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制度。多个国家同样建立了反腐败、金融欺诈或证券违法举报机制。
问题在于,当举报范围跨越国境,并涉及个人资产、企业内部文件和商业秘密时,如何防止恶意举报、非法获取信息以及以举报为名实施商业打击?
杜文警告,如果这一机制缺乏严格的证据审查与权利保护,可能诱发为获取奖励而开展的不正当信息搜集,甚至使商业竞争、个人恩怨与国家执法权力产生危险的联系。
他将这一潜在风险称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反腐败还是海外镇压?新法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中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跨境洗钱、境外利益输送和贪腐资产转移也确实是国际执法合作面临的重要问题。
但是,反腐败的正当目的,并不意味着相关权力可以不受约束。
尤其是在涉及外国企业、境外公民、金融信息和国际司法合作时,执法权限的扩大必须面对国家主权、个人权利、证据规则和程序正义等基本法律问题。
从此次新法可以看出,北京正在建立一套更加系统化的跨境反腐败治理机制: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公安及金融监管部门协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技术支持,外国企业可能被要求协助调查,境外组织和个人可以参与举报,外国不当执法措施则可能触发中国的反制程序。
这些制度安排相互连接,使中国的跨境反腐败体系拥有了更为广泛的法律工具。
对北京而言,这是强化跨境治理与国际反腐败合作的制度建设;对关注中国海外执法活动的人权组织、国际企业和外国政府而言,问题则在于这些工具是否可能被用于超出正常反腐败范围的政治性调查和施压。
杜文提出的“号令四海”,因此不仅是一种对习近平对外权力扩张意图的政治解读,也指向一项值得持续观察的现实问题:中国是否正在借助反腐败立法,为国家监察和执法力量向全球延伸建立更加完整的法律基础?
这部新法最终会成为国际反腐败合作的工具,还是演变成政治施压与跨境镇压的制度武器,答案仍有待实践检验。
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反跨境腐败法》正式生效,北京已经在法律层面迈出了扩大跨境反腐败调查体系的重要一步。
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以及与中国存在资金、资产和人员联系的海外个人而言,新的法律风险正在形成。
baodiantimes.com/article/xi-…
Xi Jinping Seeks to “Command the World”: China’s New Law Sparks Controversy Over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 Anti-Corruption or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By Paul | Baodian Times Weekly NEW YORK, November 9, 2026
A newly enacted Chinese law is extending Beijing’s anti-corruption powers beyond its national borders. Foreign companies may be required to provide evidence to Chinese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or police. Individuals overseas may receive financial rewards for reporting suspected corruption. Financial regul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olice investigations are being integrated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combating cross-border corruption. Meanwhile, foreig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onducting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inside China without Beijing’s authorization could face legal sanctions.
Is this legislation a legitimate instrument for combating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or a new mechanism for extending the Chinese state’s power beyond its borders?
On November 6,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igned Presidential Order No. 89, officially promulgating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Combating Cross-Border Corruption. Adopted at the 25th Ses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4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legislation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and 47 articles and took effect immediately upon promulgation.
Chinese authorities maintain that the law is intended to prevent and punish cross-border corruption, deepen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cooperation, and safeguard China's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However, provisions concerning foreign companies’ obligations to cooperate with investigations, the pursuit of fugitives and illicit assets overseas,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foreign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expanding reach of China’s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powers.
Du Wen, a legal expert who worked for many years within China's governmental legal affairs system and previously led legislative research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the State Council, has offered a striking assessment of the legislation.
In his view, the political ambition underlying the new law can be summarized in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Haoling Sihai— an aspiration to “command the four seas,” or, more broadly, to project authority across the world.
Du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legislation is presented as an anti-corruption measure, its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extends well beyond convention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corruption.
Without effective safeguards and independent oversight, he warns, the law could become an institutional instrument for cross-border political coercion and even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China’s Anti-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Are Expanding to Foreign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s of the new legislation is the breadth of its scope.
Under Article 2, cross-border corruption encompasses not only certain corrupt activities committed overseas by Chinese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but also bribery involving foreign companies,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seeking to influence Chinese public officials or persons with special relationships to them.
The law also covers other relevant corrupt activities where the conduct or its consequences have a legally recognized connection to Chinese territory.
This means that a foreig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could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a Chinese cross-border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 if its business activities involve Chinese public officials or otherwise satisfy the statutory criteria.
Consider a foreign company engaged in a major commercial project in China. If its executives are suspected of securing contracts through improper transfers of benefits, Chinese authorities may 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 provided that the conduct meets the legal elements of an applicable offense.
Even more sensitive is the law’s treatment of official misconduct abroad, transfers of corrupt assets, and efforts to pursue fugitives and recover illicit proceeds across borders.
The investigative reach of Chinese authorities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domestic officials and assets. It now extends more explicitly into multinational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nd overseas financial activiti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roadly recognizes the legitimacy of combating cross-border bribery and money launder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numerous other countries already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ertain corrupt activities occurring outside their territories.
The fundamental concern, therefore, is not whether cross-border corruption should be investigated.
Rather, it is whether China’s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provide adequate independent judicial review, and how foreign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can protect their legal rights when confronted with demands from Chinese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or police.
Article 17 at the Center of the Controversy: Foreign Companies May Be Required to Cooperate with Chinese Investigations
Among the law’s most consequential provisions, Article 17 deserves particular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ts first paragraph authorizes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nd other relevant Chinese agencies to seek information, collect evidence, and obtain relevant materials from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during cross-border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It also expressly requires the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concerned to cooperate actively and provide truthful evidence.
With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term yingdang (应当), generally translated as “shall,” establishes a legal obligation rather than a voluntary recommendation.
Article 44 further links refusals to provide evidence, concealment or destruction of evidence, and obstruction of investigations to potential legal consequences.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17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It provides that, when investigating major cross-border corruption cases, Chinese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nd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may, on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require foreign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o coope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rovision lies in its departure from an exclusive reliance on formal government-to-government judicial assistance.
Instead, the law expressly identifies foreign private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as potential subjects of cooperation demands issued by Chinese investigative authorities.
Du Wen considers this provision evidence of a broader institutional ambition to extend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supervisory and police powers beyond its territory.
Its potential implications extend beyond Chinese nationals to foreign companies involved in commercial, financial, or personnel-related dealings with China.
Nevertheless, an essential legal distinction must be maintained between investigative authority granted under domestic law and the ability to carry out coercive enforcement measures on foreign territory.
Even if Chinese law authorizes its authorities to request cooperation from foreign entities, that authorization does not, by itself, permit Chinese officers to search offices, freeze bank accounts, or arrest individ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Europe.
Such measures remain subject to the domestic laws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establishe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procedures.
Accordingly,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the new law will depend substantially on the willingness of foreign governments to cooperate and on the legal systems governing the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countries maintaining close polic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 legislation may provide an additional legal basis for coordinated enforcement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owever, independent courts, extradition safeguard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and judicial review procedures could present substantial obstacles to the enforcement of Chinese investigative demands.
China’s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Takes the Lea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inancial Data Enter the Cross-Border Anti-Corruption System
Another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is the increasing centr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of China’s cross-border anti-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Under Article 8, the new law establishes a coordinated framework led by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with participation from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foreign affairs, public security,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finance, commerce, auditing, financial regulation, 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This means that cross-border anti-corruption work will no longer be limited to individual cases handled through police cooperation or diplomatic and judicial channels.
Instead, it will become part of a nationwid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capable of integrating the regulat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of multipl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ticle 12 addresses public officials who improperly acquire foreign nationality, overseas permanent residency, or long-term residence permits, as well as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declaration of overseas assets.
Articles 13 and 14 incorporat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investigative leads identified by financial, customs, auditing, taxation, and othe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to the broader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rticle 15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t expressly calls upon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employ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o integrate superviso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risk identification, early warning, detection of potential violations, and the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evidence.
Thi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could substantially strength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bility to identify cross-border financial transactions, related corporate entities, and suspected overseas assets.
From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banking transactions, corporate ownershi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mmigration records, and regulatory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ol in modern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anti-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Yet incorporating these capabilities into a highly centralized state supervisory system raises another fundamental question: Who supervises the authorities controlling this information?
Can personal privacy, commercial confidentiality, and the procedural rights of individuals under investigation be effectively protected?
Although the legislation contains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s for relevant authorities, such requirements cannot, by themselves, substitute for independent oversight of state power.
China Demands Foreign Cooperation While Restricting Foreign Investigations: The Risk of US-China Legal Conflict Grows
Anothe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law is its connection between cross-border anti-corruption enforcement and China's legal framework for countering foreign measures.
Article 6 provides that where foreign countries use anti-corruption as a pretext, or improperly apply their domestic laws extraterritorially to contain or suppress China and impose discriminatory restrictions, China may adopt countermeasures or blocking measures under the Anti-Foreign Sanctions Law and other applicable legislation.
For multinational businesses, this could create an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legal environment.
Consider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
Within their statutory jurisdiction,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may investigate bribery involving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f such an investigation involves a major Chinese corporation, Beijing may assess whether the foreign enforcement action constitutes improper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oreign law under its own legal framework.
Consequently, a singl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ansaction could become subject to competing legal demand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ticle 25 introduces an even more direct potential conflict.
It restricts foreig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from independently conducting cross-border anti-corruption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s within China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relevant Chinese authorities.
It also restrict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ithin China from providing relevant evidence, data, or investigative assistance to foreign entities without authorization.
These restrictions could plac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difficult compliance situations.
A foreign regulator may demand documents or evidence, while Chinese law may prohibit or restrict the disclosure of those same materials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Such conflicts could become particularly acute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internal investigations, overseas litigation, banking anti-money laundering reviews, and corporate data compliance matters.
Companies operating across multiple jurisdictions may find themselves confronting legal obligations that are difficult, or even impossible, to reconcile.
Du Wen warns that thi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creates a risk of transforming disputes over anti-corruption enforcement into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pressure and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Nevertheless, the new legislation does not confer unlimited global enforcement powers upon China.
Foreign states retain the authority, under their own legal systems, to determine whether Chinese investigative requests should be recognized, facilitated, or enforced.
A Global Whistleblower Reward Mechanism: Ordinary Individuals Could Becom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for Chinese Investigations
Article 28 is another provision warranting close scrutiny.
It states that any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has the right to report cross-border corruption.
Relevant authorities are required to handle such repor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to provide rewards and protection, as prescribed, to those supplying useful information.
The language of the provision does not expressly limit potential whistleblowers to Chinese citizens, nor does it explicitly restrict the mechanism to individuals physically located within China.
Consequently, overseas corporate employees, business partners, and other individuals posses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could potentially become sources of intelligence for Chinese cross-border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For example, an employee of an overseas corporation who possesses records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involving Chinese officials could report those records to Chinese authorities.
Similarly, an individual with information concerning overseas property or assets allegedly connected to a corrupt official could submit that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reporting mechanism.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 whistleblowers are not unique to China.
Numerous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reward programs for reporting corruption, financial fraud, securities violations, and other forms of economic misconduct.
The central concern arises when such mechanisms 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involve person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corporate documents, and commercially sensitive data.
How can authorities prevent malicious allegations, unlawful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or the use of whistleblower mechanisms as weapons in commercial disputes?
Du Wen warns that without rigorous evidentiary standards and meaningful safeguards for individual rights, financial incentives could encourage improper information gathering for personal gain.
Such a system could also create dangerous connections between commercial competition, personal grievances, and state investigative authority.
He describes this potential development as opening a “Pandora’s box.”
Anti-Corruption or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he Real Test of China’s New Law Is Only Beginning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to pursue fugitives accused of corruption and seek the recovery of allegedly illicit assets overseas.
Cross-border money laundering, improper transfers of benefits, and the movement of corrupt assets into foreign jurisdictions are genuine challenges for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legitimacy of fighting corruption does not mean that the authorities exercising such powers should operate without effective constraints.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here foreign companies, overseas residents,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judicial cooperation are concerned.
Any expansion of enforcement jurisdiction must confront fundamental legal principles involving state sovereignty, individual rights, evidentiary standards, and due process.
The new law demonstrates that Beijing is construct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cross-border anti-corruption enforcement.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serves as the leading authority, supported by public security agencies and financial regulator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Foreign companies may be required to assist investigation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overseas may participate in the reporting of suspected corruption.
Foreign enforcement measures deemed improper by Beijing may trigger retaliatory legal action.
Together, these provisions give China’s cross-border anti-corruption framework a substantially broader range of legal instruments.
From Beijing’s perspective, this represents an effort to strengthen cross-border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corruption.
For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multinational businesses,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concerned about China's overseas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however, the crucial question is whether these instruments could be used for politically motivated investigations or coercive measures extending beyond legitimate anti-corruption objectives.
Du Wen’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law as an attempt to “command the four seas” is therefore more than a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Xi Jinping’s ambitions to project Chinese state authority abroad.
It raises a practical question that merits continued international scrutiny:
Is Beijing using anti-corruption legislation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rehensive legal foundation for extending the reach of its supervisory and law enforcement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world?
Whether the new law ultimately becomes an instrument of legitimate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cooperation or develops into a mechanism for political coercion an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by how it is implemented.
What is already clear is that, with the formal enactment of the Law on Combating Cross-Border Corruption, Beijing has taken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expanding the legal architecture of its cross-border anti-corruption enforcement system.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operating in China, as well as individuals overseas who maintain financial, commercial, or personal connections with the country, a new landscape of legal risks is emerging.
Baodian Times Weekly |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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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欲“号令四海”!中国新法引爆跨境执法争议:反腐败还是海外镇压?
《爆点周刊》记者 保罗 2026年11月9日,纽约报道
一部刚刚生效的中国法律,正在将北京的反腐败权力推向国境之外。外国企业被要求向中国监察机关或警方提供证据,境外个人可以通过举报腐败线索获得奖励,金融监管、人工智能与公安调查将被纳入统一的跨境反腐败体系。与此同时,外国执法机关如果未经北京许可,在中国境内调查跨境腐败案件,可能遭到法律制裁。
这究竟是一部打击国际腐败犯罪的法律,还是中国国家权力向海外扩张的新工具?
11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八十九号主席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这部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法律,共六章47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官方宣称,该法律旨在预防和惩治跨境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然而,法律中有关外国企业配合调查、境外人员追逃追赃、国际信息收集及反制外国执法活动的规定,也引发了对中国跨境执法权力扩张的担忧。
曾长期在中国政府法制系统工作、曾主持国务院委托立法课题研究的法律人士杜文,在分析这部法律时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判断:这部新法的政治野心,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号令四海”。
杜文认为,法律虽然冠以反腐败之名,但其制度设计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反腐败合作。如果相关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便可能成为中国实施跨境政治施压乃至海外镇压的制度工具。
中国反腐败调查的对象,正在扩展至外国企业和个人
这部法律首先引人关注的是其广泛的适用范围。
根据第二条规定,跨境腐败不仅包括中国企业和公民在境外实施的相关腐败行为,也包括外国企业、组织和个人向中国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行贿等行为,以及行为或结果与中国境内存在法定联系的其他相关腐败活动。
这意味着,一家外国跨国公司,只要其商业行为涉及中国公职人员或其他法定情形,就可能被纳入中国跨境反腐败调查的范围。
例如,一家外国企业在中国开展大型商业合作,其高管被怀疑通过不正当利益输送获取项目。如果行为符合中国法律所规定的违法犯罪构成要件,中国有关机关便可能启动调查。
更为敏感的是,法律涉及境外职务违法、腐败资产转移及追逃追赃等多种情形。中国监管机关的调查视野不再局限于境内官员及资产,而是延伸至跨国商业交易和海外财产活动。
国际社会普遍承认打击跨境贿赂和洗钱的正当性,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也通过法律对特定境外腐败行为行使管辖权。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调查程序能否提供充分的独立司法审查,以及外国企业和个人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监察机关或警方的调查要求。
第十七条成为争议焦点:外国企业也被要求配合中国调查
整部法律中,最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条款之一,是第十七条。
该条第一款授权中国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在办理跨境腐败案件时依法向有关组织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和调取证据,同时明确要求有关组织和个人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材料。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应当”通常表示明确的法律义务,而不是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履行的倡议。第四十四条还将拒不提供材料、隐匿或毁灭证据、阻碍调查等行为与相应法律责任衔接起来。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第十七条第二款。该款规定,中国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机关在办理重大跨境腐败案件时,按照对等原则,可以要求外国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予以配合。
这一规定的重要性在于,中国法律不再仅仅强调通过外国政府开展司法协助,而是将外国私人主体明确列入可以被要求配合的对象。
杜文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监察和公安权力向海外延伸的制度意图。其潜在影响不仅涉及中国公民,也可能波及与中国存在商业、资金或人员往来的外国企业。
不过,必须区分国内法赋予的调查权限与在外国领土上实际执行强制措施的能力。中国即使能够在本国法律中要求外国主体配合,也不能仅凭该条规定就在美国或欧洲直接搜查办公室、冻结银行账户或逮捕人员。
这些行为通常仍受到所在国法律、国际条约和司法协助程序的限制。
因此,新法的实际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政府的合作程度,以及相关企业和个人所处国家的法律制度。
对于与中国有密切警务合作关系的国家,该法可能提供更多合作依据;对于拥有严格引渡审查、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程序的欧美国家,其境外执行则可能遭遇较大障碍。
国家监委牵头:人工智能和金融数据进入跨境反腐体系
另一项值得警惕的变化,是中国跨境反腐败调查机制的集中化和信息化。
根据第八条,新法确立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外交、公安、司法行政、财政、商务、审计、金融监管、证券监管及网信等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这意味着,中国跨境反腐败工作将不再只是公安机关或外交司法系统之间的个案合作,而是一个能够整合多部门行政与监管资源的国家级体系。
第十二条涉及公职人员违规取得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及境外资产申报等事项。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则将金融、海关、审计、税务等部门发现的相关线索纳入协同机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五条。该条明确要求有关机关依法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整合监督信息资源,用于风险预警、发现问题和收集固定证据。
这一制度设计,可能显著提高中国当局发现跨境资金往来、关联企业和境外资产线索的能力。
从技术层面看,银行交易、企业股权、国际投资、出入境记录以及监管信息之间的关联分析,正成为现代反洗钱与反腐败调查的重要方法。
但当这些技术被纳入高度集中的国家监察体系时,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谁来监督掌握这些数据的机关?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被调查人的程序性权利,能否获得有效保护?
法律虽然规定相关机关负有保密义务,但保密规定本身并不能替代独立的权力监督。
一边要求外国配合,一边限制外国调查:中美执法冲突风险上升
新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反跨境腐败与中国对外国法律措施的反制机制联系起来。
第六条规定,如果外国以反腐败为借口,或者不当域外适用本国法律,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并采取相关歧视性限制措施,中国可以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实施反制、阻断措施。
对于国际企业而言,这可能带来更加复杂的法律风险。
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为例,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在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内调查外国公职人员贿赂案件。如果相关调查涉及中国大型企业,北京可能依据自身法律判断外国执法是否属于不当域外适用。
在这种情况下,同一项跨境商业交易可能同时受到中美两套法律制度的约束。
更具冲突性的是第二十五条。
该条明确限制外国机构未经中国有关机关同意,在中国境内自行开展反跨境腐败执法调查,并限制中国境内组织和个人未经许可向境外机构提供有关证据、数据和调查协助。
这可能使跨国企业陷入法律合规困境:外国监管机关要求提供证据,中国法律却对相关信息的跨境提供设置限制。
特别是在涉及跨国公司内部调查、境外司法诉讼、银行反洗钱审查和企业数据合规时,企业可能需要同时应对不同法域之间相互冲突的要求。
杜文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存在将反腐败执法争议转化为国家间经济施压和政治博弈的风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取得不受限制的全球执法权。各国仍有权依据本国法律决定是否承认、协助或执行中国提出的调查要求。
全球举报奖励制度:普通个人可能成为中国跨境调查的信息来源
新法第二十八条同样值得关注。
该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跨境腐败行为,有关机关应依法处理,并对提供有效信息的举报人依照规定给予奖励和保护。
从条文表述看,举报主体并未被限定为中国公民,也未明确限定举报人的所在地。
这意味着,海外企业员工、商业合作伙伴以及其他掌握相关线索的个人,都可能成为中国跨境反腐败信息的来源。
例如,一名海外企业员工掌握与中国官员有关的商业交易记录,或者一名知情者掌握涉嫌腐败人员的境外财产线索,均可能向中国有关机关举报。
举报奖励本身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制度。多个国家同样建立了反腐败、金融欺诈或证券违法举报机制。
问题在于,当举报范围跨越国境,并涉及个人资产、企业内部文件和商业秘密时,如何防止恶意举报、非法获取信息以及以举报为名实施商业打击?
杜文警告,如果这一机制缺乏严格的证据审查与权利保护,可能诱发为获取奖励而开展的不正当信息搜集,甚至使商业竞争、个人恩怨与国家执法权力产生危险的联系。
他将这一潜在风险称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反腐败还是海外镇压?新法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中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跨境洗钱、境外利益输送和贪腐资产转移也确实是国际执法合作面临的重要问题。
但是,反腐败的正当目的,并不意味着相关权力可以不受约束。
尤其是在涉及外国企业、境外公民、金融信息和国际司法合作时,执法权限的扩大必须面对国家主权、个人权利、证据规则和程序正义等基本法律问题。
从此次新法可以看出,北京正在建立一套更加系统化的跨境反腐败治理机制: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公安及金融监管部门协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技术支持,外国企业可能被要求协助调查,境外组织和个人可以参与举报,外国不当执法措施则可能触发中国的反制程序。
这些制度安排相互连接,使中国的跨境反腐败体系拥有了更为广泛的法律工具。
对北京而言,这是强化跨境治理与国际反腐败合作的制度建设;对关注中国海外执法活动的人权组织、国际企业和外国政府而言,问题则在于这些工具是否可能被用于超出正常反腐败范围的政治性调查和施压。
杜文提出的“号令四海”,因此不仅是一种对习近平对外权力扩张意图的政治解读,也指向一项值得持续观察的现实问题:中国是否正在借助反腐败立法,为国家监察和执法力量向全球延伸建立更加完整的法律基础?
这部新法最终会成为国际反腐败合作的工具,还是演变成政治施压与跨境镇压的制度武器,答案仍有待实践检验。
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反跨境腐败法》正式生效,北京已经在法律层面迈出了扩大跨境反腐败调查体系的重要一步。
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以及与中国存在资金、资产和人员联系的海外个人而言,新的法律风险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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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装了!蔡奇露出獠牙,为习近平连任二十一大吹响集结号,高喊五中全会是拨乱反正的傻子们该醒醒了!今天刘延东遗体告别,胡锦涛的名字照常出现,胡春华在全国政协的活遗像仍然摆在那里,这叫什么?这叫粉饰太平!这种粉饰太平说到底是蒙骗全党全军全世界的。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今天关注一个比这些更大更重要的大动作。因为中共不装了,蔡奇露出獠牙,他开始正式为习近平连任21大发出了动员令,吹响了集结号。
11月2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值得高度关注的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出席学习贯彻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并发表讲话,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主持会议。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1月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讲的与蔡奇差不多,都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我们重点关注蔡奇的讲话。
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中共每次中央全会结束后例行举行的宣传动员会议。但是,仔细阅读蔡奇的讲话,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重要的政治信息。这次五中全会通过的所谓《决定》,不仅是一份全面从严治党的政策文件,更可能是一份为习近平在二十一大继续连任进行政治准备的动员令。 而蔡奇11月2日的讲话,恰恰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新的依据。
首先,我们来看蔡奇对《决定》的定性。他明确指出:
“全会通过的《决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成就,总结运用我们党从严管党治党历史经验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着眼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作出战略部署,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件。”
请大家注意这段话的政治含义。它实际上完成了三个方面的工作:总结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历史功绩,确认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将习近平的政治路线确立为未来党内治理的重要依据。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腐败工作总结,而是对习近平执政以来党建路线的系统性政治评价。它将习近平过去十多年的执政实践上升为所谓的伟大成就,将习近平个人的党建理论上升为指导思想,再以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要求全党在未来继续贯彻执行。
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习近平仍然在位,为什么要在二十一大之前,专门通过中央全会文件,对其执政以来的历史功绩作出如此系统的评价?
通常而言,对一位政治领导人执政成就的历史评价,应当经过时间检验。但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最高领导人可以通过中央文件推动形成对其执政历史的权威评价。这种评价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也可能成为维护现实权力、影响未来政治安排的重要工具。
这正是《爆点周刊》10月19日报道中提出的“为习近平盖棺定论”的政治含义。所谓盖棺定论,并不是习近平即将退出政治舞台,而是在他仍然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提前对其执政成就、政治思想和历史地位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定论,并将这种定论转化为今后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依据。
如果说蔡奇上述讲话揭示了《决定》的历史评价功能,那么他接下来的要求,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份文件的现实政治功能。
蔡奇强调:
“要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宣讲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落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部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管党治党各项工作。”
这段话才是整个宣讲动员会最值得关注的政治信号。
请大家想一想,一份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的中央文件,为什么要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放在如此突出的位置?因为所谓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最核心的政治要求之一,就是确认并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
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不再只是反腐败、整顿干部作风或者完善党内监督的问题,而是与维护习近平个人政治权威紧密联系在一起。
反腐败解决的是干部是否违法违纪的问题,党的组织建设解决的是组织体系如何运转的问题,而维护核心地位,涉及的则是党内最高政治权力的归属和服从关系。当这三个问题被纳入同一份纲领性文件,并要求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时,这份文件显然具有超出一般党内治理的政治功能。
换句话说,习近平过去的执政成就被用来证明其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习近平党建思想被确立为未来工作的指导依据,而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则成为贯彻这份《决定》的政治要求。
这套逻辑对于二十一大之前的权力安排意味着什么?
它至少可以为习近平继续执政提供一套完整的政治论证:既然过去的路线被认定取得了伟大成就,既然这一思想被认为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既然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被要求成为全党的政治自觉,那么继续维持现有最高权力结构,就可以被解释为坚持正确路线、维护政治稳定和贯彻中央决定的需要。
这就是我所说的,《决定》具有习近平连任动员令的政治功能。
它不需要直接写出“习近平必须连任”几个字,而是通过总结历史成就、确认理论地位、强化政治忠诚,为继续执政营造政治氛围,构建党内舆论上的合法性。
当然,公开文件并没有宣布二十一大的人事安排。但是,政治动员与正式的人事决定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环节。我们今天讨论的,正是正式人事决定作出之前,可能正在进行的政治准备。
还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蔡奇和李书磊在这次会议中的角色。
蔡奇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部署中央宣讲工作;李书磊作为中宣部部长,负责宣传系统的具体组织实施。这意味着,对五中全会《决定》的解释和传播,已经进入由中央书记处协调、宣传系统推动、各级党委贯彻落实的组织化阶段。
蔡奇要求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这样的安排,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并不罕见,但这次宣传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习近平执政成就、党建思想和核心地位的系统性确认。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这就不仅是让党员干部了解一份文件,而是要通过层层宣讲,把中央已经确定的政治评价转化为全党的共同认识。
这种机制对于未来的权力安排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最高领导人的继续执政,不是通过竞争性全民选举决定,而是通过党内组织程序完成。党内政治评价、组织支持和政治忠诚,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如果说中央全会通过《决定》,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习近平的政治路线,那么蔡奇组织全党宣讲,就是把这种确认转化为组织行动。通过统一学习、统一宣传、统一表态,使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在二十一大之前得到进一步强化。
这里还存在一个不能忽略的时间背景。
蔡奇在讲话中明确要求,以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一大胜利召开。
单独看这句话,当然可以理解为中共常见的政治宣传用语。但是,把它放在整篇讲话的语境中,就值得进一步分析了。前面系统总结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成就,中间要求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最后明确把这些政治任务与迎接二十一大联系起来。
这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政治线索:通过五中全会《决定》确立权威评价,通过中央宣讲统一全党思想,再以贯彻全会精神的名义,为二十一大之前的政治安排创造条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决定》从起草到宣讲,都由中共中央最高层直接推动。根据习近平关于《决定》起草情况的说明,习近平本人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王沪宁、蔡奇、李希担任副组长。如今,蔡奇又亲自出面部署中央宣讲。
也就是说,习近平直接领导文件起草,中央全会通过文件,蔡奇组织全党学习贯彻。这套程序使《决定》所包含的政治评价,获得了中央全会文件的权威性,并通过宣传系统进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五中全会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讨论全面从严治党,更在于通过党的建设这一主题,将习近平的历史功绩、政治思想和现实权威联系起来。
为什么偏偏选择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主题?因为这一议题既可以涵盖反腐败、干部管理、组织纪律和党内监督,也可以通过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忠诚,强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现行政治结构下,这种集中统一领导又与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直接联系。
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治理工具,也具有权力整合功能。而当这一整套安排被放在二十一大之前,就自然具有了影响未来权力格局的政治意义。
最后,我们再回到《爆点周刊》10月19日的报道。
当时,《爆点周刊》提出,五中全会《决定》的深层政治意义,不只是反腐败,而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这一议题,对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党建路线作出历史性评价,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政治权威。
现在,五中全会已经结束,《决定》已经公布,蔡奇又亲自组织中央宣讲。公开信息显示,中央正在把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党建成就、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作为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内容。
这些事实,为《爆点周刊》10月19日的政治判断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我认为,如果把《决定》仅仅看作一份反腐败文件,就会忽略它在二十一大之前可能发挥的政治作用。它不仅在总结习近平过去的执政成就,也在为继续贯彻习近平的政治路线提供依据;不仅在部署党内治理,也在强化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政治要求。
这正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这个角度理解,蔡奇11月2日的讲话,可以被视为一次具有明确权力政治意义的宣讲动员。它通过中央组织体系,把五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评价和指导思想向全党传递,并可能为习近平在二十一大继续执政营造政治氛围。
所谓《决定》是习近平连任的动员令,关键并不是它有没有写出“连任”两个字,而是它是否正在为继续执政建立一套政治上可以解释、组织上可以贯彻、宣传上可以推广的理由。
这也是为什么蔡奇的这次讲话值得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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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内容再次验证 《爆点周刊》的情报能力价值突现
10月29日中共发布五中全会公报,11月1日中共发布五中全会《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其后中共各官媒、各机构纷纷发表对《决定》的解读和集中宣传文章。令人惊讶的是,中共的《公报》、《决定》以及中共各官媒对《决定》的解读和宣传,无论从政治定性、宗旨,到出笼过程、主要内容和段落架构,几乎和10天前的10月19日《爆点周刊》爆料的内容近乎一字不差!《爆点周刊》一针见血地指出,习近平在五中全会上推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定,不仅仅是反腐败抓人这么简单,其目的是为了系统推出他的党建思想,强化他的核心地位和个人政治权威,为21大连任做准备,反腐败和抓人只是手段之一。《爆点周刊》的独家爆料又一次被中共证实,不知道中共和中共党媒是否感到尴尬。
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即使中共已经攫取政权77年多,中共依旧还是依照黑社会的方式行事。黑社会的特征就是不透明,暗箱操作,无论人事、财务还是各项具体事务。五中全会从今年年初筹备到现在,只在极少数的高层人物小范围内秘密讨论,极度保密,这种事关全国的大事,媒体不知道,中下层官员不知道,人民不知道,西方社会更是无从知晓。中共的统治靠的就是这种黑社会手段,人民只是被他们捂着眼睛牵着鼻子的牛马。
第二,中共体制内还是有很多对习共这种做法极度不满之人,这些人有起码的政治常识,了解现代政治,不是那种毫无底线之徒,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勇气,冒着巨大风险将这么重要的情报传递出来,让世界更早地知道中共的举动。他们希望中国政治顺从世界大趋势,具有起码的人性、人情和温度,不要走上极端的独裁之路,不要让包括独裁者在内的各级官员和民众都生活在不安、高压和恐惧之中,大家都要过正常的生活。所谓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不能独裁吃独食。
第三,就是《爆点周刊》的情报能力。《爆点周刊》自成立以来,秉承杜文先生的“内部视角看中国”的宗旨,坚持“不听床,只爆料”的原则,严格交叉核对情报的真实性,同时严格保护情报来源,逐步在体制内和海外建立了自己的信誉。这种独有的情报能力,就是《爆点周刊》的核心价值。极权政权黑社会靠不透明而存在,而《爆点周刊》所践行的“透明度计划”,正是打中了中共极权政权的痛点!
至于海外那些粉红或者中共派出的蛆虫的骚扰,《爆点周刊》尽可不予理会,他们就是要激怒你,消耗你的精力,扰乱你的情绪和心智,在他们身上不值得浪费1秒钟!各人处境和目的不尽相同,有些人的懒惰和胆怯就随他们去罢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只需要专心干自己的就可以了。可以预计,随着时间的积累,情报不断得到验证,《爆点周刊》一定会在越来越多的华人读者中建立信誉,越来越得到体制内不同意见者的信任,也会越来越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成为西方了解中共的一个窗口。
@baodiantimes
独家解密:五中全会《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
爆点周刊 纽约 10月19日讯 记者保罗
10月15日,《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文,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外界有观点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前释放政策信号,甚至可能成为即将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全面从严治党决定》)的重要政策依据。然而,这篇文章实际上只是习近平2026年1月12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并非专门为五中全会发表的新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求是》此时刊发这篇讲话,客观上容易使外界将其视为五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议题的主要政策信号。然而,根据本刊获得的《从严治党决定》稿,习近平试图推动的政治安排,远不止公开讲话所呈现的内容。
据本刊掌握的信息,该决定讨论稿此前已在部分省部级官员范围内征求意见。本刊获得文件后,已通过交叉核验确认其真实性。为了避免公众被误导和帮助公众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重大政治动向,《爆点周刊》决定提前披露该决定讨论稿的主体框架及核心内容,并对其背后的政治意图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中共高级官员向本刊介绍:“《全面从严治党决定》的背景是,习近平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整肃路线所引发巨大争议和党内分裂,只是大家敢怒不敢言而已。习近平想通过这种‘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方式,以党中央的名义,肯定其反腐路线的正当性,从而对自己的既往路线进行盖棺定论的同时,宣誓继续将该路线贯彻到底,进而为其二十一大继续掌握最高权力铺平道路。其官方表述为: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和深入推进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本刊通过研究该决定的讨论稿发现,除了对习近平18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路线的肯定。决定的第一部分是“加强党的建设、确定并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其方法论是:要求全体党员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系统学习近平党建思想,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等。
决定的第二部分是:强化组织建设。其具体方法论是: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决定的第三部分是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其主要方法论是: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督。加强对既往反腐败案件经验的总结,围绕填补制度空白和机制漏洞为抓手,有针对性做好建章立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加强以案示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决定的第四部分是推进党的作风建设,要从严从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巩固拓展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作风建设长效化。
决定的第五部分是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
决定的第六部分是压实各级纪委责任,决定要求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上述六个方面,是本刊记者根据《爆点周刊》透明度计划独家获得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原文,进行梳理、归纳和提炼后形成的主要内容。出于保护信息来源及相关人员安全的考虑,本刊暂不公开文件全文及其他可能暴露信息源的细节。我们对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愿意接受本月底中共五中全会正式文件及相关官方信息的公开检验。
纵观中共百余年历史,中央先后通过了三份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历史决议。第一份是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总结和批判党内历次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政治路线的权威,为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第二份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邓小平主导,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承认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的同时,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政治和思想基础。第三份是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由习近平主导,以总结中共百年成就为主,突出十八大以来的所谓历史性成就,进一步强化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从政治权力的角度看,这三份历史决议虽然产生于不同年代,政治背景和历史任务各不相同,但都具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征:通过对历史的权威解释,重新确认现实政治路线,为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提供历史依据。毛泽东通过总结历史确立权威,邓小平通过纠正历史错误推动政治转型,习近平则通过肯定历史成就巩固自身权力。历史决议表面上是总结过去,实际上深刻影响着中共未来的政治方向与权力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热衷于通过具有宏大政治叙事特征的中央重大决定,确立自己的执政路线和政治权威。例如,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文件虽然与三份历史决议在性质和历史地位上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中共政治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决定,将最高领导人的政治主张上升为全党的政治意志,并以制度化、权威化的形式要求全党贯彻执行。
在本刊看来,习近平如今试图推出的《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这一政治逻辑的延续。如果该文件最终获得通过,它将成为习近平执政以来主导出台的又一份重要中央决定,其政治意义显然不止于反腐败本身。习近平试图通过这份文件,以党中央的名义,对十八大以来持续十余年的反腐整肃路线作出系统性肯定,将原本充满争议的政治实践转化为不容轻易否定的中央政治结论,并以此进一步强化全党对其个人权威和政治路线的服从。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安排不仅着眼于总结过去,更指向未来的权力延续:通过对既往执政路线的制度性确认,为其在二十一大继续掌握最高权力创造政治条件。说到底,这份决定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习近平准备如何继续反腐,而是他试图如何通过中央集体决定,为自己的执政历史作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定性,并将个人权力意志转化为全党的政治纪律。这种借助宏大政治叙事进行自我辩护、权力巩固和政治延续的操作,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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糗大了!😂
《爆点周刊》能起诉《新闻联播》抄作业吗?😏
10月29日,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闭幕。当晚的《新闻联播》里,一段全新的政治金句隆重登场:
“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和深入推进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论引用,新华社、解放军报随即跟进,各大官媒反复宣传,仿佛这是刚刚出炉的“最新精神”。
可这段话,并不新。
早在10月19日,全会召开前十天,《爆点周刊》就独家披露了《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上面那句话也在其中。
当时质疑声不少。
有人说措辞太标准,一看就是照着官样文章编的;也有人说是蹭热点,全靠想象。
十天后,答案揭晓:官方通稿与《爆点周刊》提前披露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
一个提前交卷,一个随后宣读。
谁在前,谁在后,时间线已经说明了一切。
于是,《爆点周刊》抛出一个看似玩笑的问题:作为这段金句的“首发媒体”,能不能起诉《新闻联播》抄作业?
笑点当然不在诉状,而在那层被捅破的窗户纸。官媒捧出来的“最新精神”,在海外早就成了旧闻。
所谓神秘庄严,突然多了几分照稿念词的尴尬。
但这篇报道真正的分量,并不只是提前拿到了几句话,而是提前讲清了这份文件的用意。
按照《爆点周刊》的分析,这份决定将以党中央的名义,对十八大以来持续十余年的反腐整肃路线作出系统性肯定。原本党内争议巨大的政治实践,将变成不容否定的中央结论。过去的路线要肯定,现在的权威要服从,未来的方向还要继续贯彻。
一层层铺垫下来,指向的是个人权威的巩固,以及二十一大之后最高权力的延续。
从1945年确立毛泽东权威的历史决议,到2021年强化“核心地位”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再到这次的从严治党决定,套路始终没变:用中央集体的名义,为个人的政治路线背书。
官媒负责告诉你,这份文件有多重要。
爆点追问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它究竟对谁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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