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资产增长50倍,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
人生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次赚了多少钱,而是有没有建立一个能够持续产生正向结果的系统。
25年投资,我见过牛市的狂热,也经历过市场的恐惧。
越来越相信:
好投资,不只是买对资产,更是找到能够长期成长的企业生态。
好人生,也不只是努力赚钱,而是让健康、认知、财富、家庭彼此支持。
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我把这套思考称为 CLOS:复利生命生态系统。
它研究四件事:
本体与志:究竟为了什么?
生态:身处什么样的环境?
系统:有没有好的规则、反馈和纠错机制?
涌现:长期运行后,能否自然产生更好的结果?
我不相信一夜暴富,也不相信靠透支生命换来的成功。
我更愿意研究那些值得时间成为朋友的企业、制度、生活方式和人生选择。
这里会持续分享:
投资与财经、科技与企业、社会与制度、健康与人生。
不追逐每一次风口,努力看清长期趋势。
如果你也喜欢独立思考,欢迎关注。
一起研究复利,也一起践行复利。 – at Temescal Valley, CA
像约翰·伍登一样,做一个伟大的股票操盘手
约翰·伍登是篮球史上最伟大的教练之一。
1948年,他接手UCLA篮球队。
他没有一上来就教球员如何绝杀、如何夺冠,而是先教他们穿袜子、系鞋带。
袜子不能有褶皱,鞋带必须系好。
因为一个水泡,就可能影响一次急停;一次动作变形,就可能输掉一场比赛。
有人觉得他太琐碎。
但伍登不在乎。他要求球员把每一个可控的细节做到最好,而不是天天想着冠军。
后来,UCLA拿下10座NCAA全国冠军,其中包括一段88连胜的传奇。
这让我想到股票市场。
伟大的操盘手,应该像伍登一样,先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不会轻易出局的人。
刚进入股市时,人人都想抓牛股、抄底、逃顶。
时间久了才明白:
股票只是战场上的一个回合,账户才是整场比赛。
一只股票涨十倍,不代表你是好操盘手;一次精准逃顶,也不代表你有真正的交易能力。
真正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自己的能力边界?
你能不能远离那些不断诱惑你、干扰你的噪音?
你有没有一套不依赖情绪和意志力的交易规则?
当连续犯错、市场暴跌、账户回撤时,你还能不能保持基本动作不变形?
伍登教球员系鞋带。
操盘手则要学会控制仓位、管理风险、保留现金、承认错误。
这些事情都不刺激,甚至有些无聊。
但它们决定了你能不能继续留在牌桌上。
我投资这么多年,越来越相信一件事:
投资最大的本事,不是抓住多少次机会,而是避免一次错误就毁掉多年积累。
市场每天都有冠军,每年都有神话。
但真正的赢家,是那些经历了几轮牛熊,依然能保持健康资金曲线的人。
别把精力都放在寻找下一只十倍股上。
先把自己的鞋带系好。
冠军是结果,基本功才是原因。 – at Temescal Valley,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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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在美国,却被美国关在海上近半年。
1895 年夏天,一艘名叫 Coptic 的轮船驶入旧金山港。
船上有个 22 岁的华人青年。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从中国回美国了。
他出生在旧金山,父母是中国移民,在美国经营生意。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平时在旧金山生活、工作。
1890 年,他曾经回过一次中国,返回美国时,海关承认了他的身份,让他顺利入境。
这一次,他还是回家。
出发前,他特意准备了证明材料:一张照片,三名美国证人的书面证明,还有经过公证的文件。
他以为这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没想到,轮船刚到旧金山,他就被拦了下来。
海关的理由是:你父母是中国人,你不属于美国公民。
他叫黄锦德,英文名 Wong Kim Ark。
一个出生在美国、在美国生活了 22 年的年轻人,突然被自己的国家拒之门外。
更荒唐的是,他没有被直接遣返,而是被扣留在海关控制的轮船上。
船只之间转来转去。
这一等,就是将近半年。
这不是普通的入境纠纷。
当时,美国正在执行《排华法案》。1882 年开始,美国禁止中国劳工移民,华人即使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出入境也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
在那个年代,华人的身份本身就是一道门槛。
但黄锦德的案子,碰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出生在美国,却因为父母是中国人而不能成为美国公民,那么美国宪法到底算不算数?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旧金山华人社团的关注。
当时,旧金山华人有一个重要组织,中华会馆,也称六公司。
它们长期为华人处理法律纠纷、移民问题和社会事务。这一次,华人社团决定提供法律支持,帮助黄锦德打官司。
旧金山联邦地区检察官亨利·富特也看到了这个案件的特殊意义。
他把它作为检验出生公民权的案件推进。
双方争论的核心,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这条修正案写得很清楚:
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并受美国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
问题是:中国移民的孩子,算不算?
1896 年 1 月,联邦地区法院判黄锦德胜诉,认定他是美国公民,下令释放。
但美国政府不服,继续上诉。
案件一路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1898 年 3 月 28 日,最高法院以 6 比 2 作出判决。
黄锦德赢了。
法院认定:他出生在美国,父母虽然是中国人,但当时在美国合法定居、经商,也不属于外国外交官等特殊情形。
因此,他从出生那天起,就是美国公民。
这场官司,后来成为美国宪法史上最重要的出生公民权判例之一。
一个普通华人青年,竟然改变了一个国家对公民身份的法律解释。
但故事并没有在胜诉那天结束。
黄锦德此后仍然需要面对复杂的出入境手续。那个时代的排华政策,并没有因为一场官司就消失。
1931 年,他最终迁居中国。
他曾经为了回到出生地,在海上被扣留近半年。
最后,却还是离开了这个曾经需要他通过最高法院才能承认其身份的国家。
他的一生,像是被两片大陆拉扯着。
1898 年 3 月 28 日,美国最高法院确认了他的身份。
而这个判决留下的法律原则,后来保护了无数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后代。
黄锦德不是律师,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富豪。
他只是一个想回家的年轻人。
没想到,他这一趟回家,竟然走进了美国历史。
#CLOS移民故事 – at Temescal Valley,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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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股市经历过无数个黑色星期五,后来都怎么样了?
美国股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每隔几年,就有人宣布美国完了。
1987年,黑色星期一,标普500单日暴跌20.47%。用了约1年9个月,重新收复前高。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标普500最大跌幅约49%。用了7年多才恢复。
2008年,金融危机,标普500最大跌幅约57%。用了5年半。
2020年,疫情冲击,标普500暴跌约34%。半年左右重新创新高。
2022年,加息冲击,标普500下跌约25%。两年左右恢复。
2025年,关税冲击,标普500从高点下跌近19%,约55个交易日收复前高。
这就是美国股市的历史。
它经历过战争、石油危机、通货膨胀、金融海啸、互联网泡沫、疫情和贸易战。
每一次暴跌,都有人恐慌性抛售;每一次反弹,又有人怀疑只是死猫跳。
但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
美国股市一次次修复,并不是因为美国从不犯错,而是因为它的企业生态能够不断创造新的增长。
旧产业衰退,新产业崛起。
旧巨头倒下,新巨头接棒。
资本不断重新配置,创新不断改变企业盈利的边界。
当然,指数恢复不代表每只股票都能回来。
2000年买入纳斯达克指数,等了15年才收复前高。买入那些最终消失的互联网公司,可能永远没有机会。
所以,历史真正告诉我们的不是暴跌就该抄底,而是:
不要把短期恐慌当成长期终局,也不要把长期信仰当成拒绝判断的借口。
投资最重要的,不是预测下一个黑色星期五,而是确保自己持有的资产,十年后仍然有存在的价值。
暴跌考验的是胆量,长期考验的是眼光。 – at Temescal Valley, CA
中国电动车最大的风险,不是被美国卡脖子,而是被自己的成功反噬。
中国发展电动车,原本是一场漂亮的战略换道。
传统汽车追赶欧美日几十年,很难建立优势。电动车改了游戏规则,中国从电池、材料到整车,建起了全球领先的产业链,今天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生产国。
但成功开始反噬了。
第一,成功引来了过度投资。地方争项目,资本追风口,企业拼命扩产。2025 年,中国汽车产销 3,440 万辆,创历史新高;同一年,全行业利润率只剩 4.1%,十年最低,12 月单月跌到 1.8%。
规模世界第一,利润十年见底。
全行业利润薄成这样,产能还在扩,价格还在降——这正是我说的负卷:奖励已经没了,卷的唯一目的,是卷死对方、自己活下来。电动车,就是负卷的原产地。
第二,国内卷不动了,就向全球转移。国内消化不了的产能,只能寻找海外市场。可你越有竞争力,越触动其他国家的产业利益,关税、贸易壁垒、本地化生产要求接踵而至。你想把产品卖向全世界,别人未必愿意把市场交给你。
第三,最大的危险是路径依赖。今天电动车成功了,地方、资本和企业就更舍不得放手,资源继续往同一条路线上堆。但技术会变,市场会变,竞争对手也会进步。落后产能退不出去,错误投资纠正不了,再好的产业政策,也会变成沉重包袱。
这件事真正的分水岭在于:第一阶段,考的是有没有能力建立产业优势;第二阶段,考的是有没有能力管理产业优势。
战略成功,不等于可以一直成功。
一个国家真正的产业竞争力,不是把一个行业做得越来越大,而是能够在扩张之后及时纠错,在领先之后持续进化。
否则,今天的优势,就是明天的包袱。 – at Temescal Valley, CA
中国人最熟悉的励志名言,可能是一个流传了两千年的统计错误。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它偷偷植入了一个逻辑:吃苦是为了成才,磨难是为了成就大业。
可它只统计了活下来的人。
多少人劳其筋骨,最后落下一身病?多少人苦其心志,最后抑郁、崩溃?多少人历经贫困、战乱、饥饿和屈辱,最终连重新站起来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不是没有经受考验,而是被考验淘汰了。
这叫幸存者偏差:把幸存者的经历总结成成功规律,再告诉所有人——你只要吃得了苦,就能成为大人物。
连写下这句话的孟子本人,都是反例。他周游列国几十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没有一个君主肯用他的道,最后回乡教书著书——大任,终身没有降下来。
苦难不会自动产生伟大。它更可能摧毁一个人的健康、尊严、机会和未来。
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苦难,而是一个能让人健康成长、不断试错、拥有机会的环境。
不要把苦难当勋章,更不要把幸存者的幸运,当成所有人的命运。 – at Temescal Valley,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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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基投资:一家不需要向明天交代的公司
一家投资机构,敢于容忍自己连续几年表现糟糕,只为了等待十年后的巨大回报。
这听起来不像华尔街的生存法则,却是苏格兰柏基投资(Baillie Gifford)长期坚持的投资哲学。
1908年成立于爱丁堡,至今已经118年。
它没有上市,没有外部股东需要讨好,采用独立合伙制。这意味着,它不必为了季度业绩排名,不断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向。
这可能是它最大的竞争优势。
华尔街有太多聪明的基金经理,却很少有人真正拥有等待的自由。
柏基的投资逻辑有三个特点。
第一,宁愿错过十次,也要抓住一次时代巨变。
它不追求每笔投资都赚钱。
早年的亚马逊、特斯拉、英伟达、阿斯麦,都曾是它投资版图中的重要赢家。
这套逻辑背后有一个简单的数学事实:
一只股票最多亏掉100%,但真正的超级赢家可以上涨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投资组合不需要每个成员都成功,只需要少数赢家足够伟大。
第二,不等企业上市才开始投资。
优秀企业越来越多地在私募阶段完成成长。
柏基旗下的 Scottish Mortgage Investment Trust,利用封闭式投资信托的结构,可以配置一定比例的未上市企业。
SpaceX、字节跳动、Stripe、Anthropic等,都曾进入其投资视野。
它希望参与的不是一段股价行情,而是一家伟大企业的完整成长周期。
第三,把世界当作研究对象,而不只是把股票当作研究对象。
柏基的研究不局限于财务报表和估值模型。
它关注科学家在研究什么,创业者在创造什么,技术正在突破什么边界。
它真正想回答的问题是:
十年后,哪些公司可能改变世界?
这也解释了它为什么能够容忍剧烈波动。
只要企业的长期逻辑没有被破坏,短期股价下跌就不等于投资失败。
当然,柏基并非没有犯错,也不是所有长期持有都能获得回报。Scottish Mortgage同样经历过严重回撤。长期主义不是拒绝认错。
但我认为,柏基最值得研究的,并不是它买过哪些牛股。
而是它解决了一个投资行业长期存在的矛盾:
企业需要十年成长,资本却总想三个月见效。
柏基通过自己的组织制度、资本结构和投资文化,让时间成为投资的一部分。
这件事比选中几只牛股更难,也更有价值。
很多投资者不是输在看错了未来,而是输在未来还没到,自己就先下车了。
而柏基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它没有把长期主义寄托在个人意志上。
它把长期主义做成了一套能够运行的组织系统。
真正的复利,不只是找到好资产,更是建立一个能够陪伴好资产穿越时间的系统。 – at Temescal Valley,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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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通胀,为什么中国独自通缩?
美国人抱怨物价太贵,中国人抱怨东西卖不出去。
美国人担心工资追不上物价,中国人担心工资追不上房贷。
同样经历疫情和全球供应链冲击,为什么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困境?
有人说,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
这解释不了。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却长期为通胀发愁。
真正的原因,归结起来只有一个词:不一样。
中国和多数发达经济体最根本的不一样是:中国居民不太消费,也不太愿意借贷。
2024年,居民消费占GDP,美国约68%,中国只有40%。
2025年,中国居民存款增加14.64万亿元,居民贷款却只增加约4400亿元。
钱到了中国人手里,更多是存起来,而不是花出去。
把这个底色铺开,是三条:
第一,增长动力不一样。
美国经济由消费驱动。居民敢花钱,企业就有提价空间,工资和物价互相推着涨。
中国过去更多依靠投资、生产和出口。产能扩张快于国内需求,企业只能降价抢市场。
有些行业,利润越薄,产能反而越扩张;价格越低,竞争越激烈。
我管这叫负卷。
通缩,就是负卷的价格版。
第二,房地产周期不一样。
房子是中国居民财富、地方财政和金融信用的共同支柱。
房价涨时,居民敢消费,地方敢投资,企业敢扩张。
房价跌后,财富效应逆转,居民、地方和企业一起收缩,整个经济从扩张转向缩表。
过去靠房地产拉动的经济循环,正在反过来成为需求收缩的压力源。
第三,居民的选择不一样。
中国不缺生产能力,缺的是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购买力。
当收入预期不稳、养老医疗负担较重、社会保障不足时,普通家庭的第一反应不是借钱消费,而是存钱防风险。
不是不想花钱,而是不敢花钱。
于是出现一个悖论:
企业拼命生产,居民拼命省钱,商品拼命降价。
一个经济体可以生产全世界最便宜、最先进的商品,却不意味着本国居民买得起、愿意买。
中国过去擅长做大生产能力,未来真正要解决的,是让居民敢花钱、愿意花钱、有钱花。
一个国家的富裕,不能只看工厂生产了多少商品,还要看普通家庭买得起多少、敢买多少。
世界工厂不等于富裕社会。
生产能力是财富的源头,居民购买力才是经济循环的终点。 – at Temescal Valley, 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