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钢厂有个炼钢工人叫王白旦,本来叫王白蛋,工友按谐音喊他“王八蛋”,喊了好多年,他也照应。
1969年春天,他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去北京投票。
到北京一看,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的人数跟要选的名额一样多,一个差额都没有。
名单上还有他自己。
他是河北井陉人,1956年从太原钢厂调到这家新建的钢厂,先搬材料,后来当炉前工,1958年入党。
文革起来他跟着造反,开九大时已经是厂革委会副主任。
这届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大多是像他这样从基层选上来的工农兵积极分子。
4月中旬醞酿中央委员,各代表团提名加起来493人。
很多人提名时就表态:“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主席团把候选人分成四类: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还有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
正式名单最后定下170名中央委员、109名候补中央委员,正好等于名额。
名单定了,票数也有人管。
毛泽东要把朱德、陈云、陈毅等十个挨过批的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又不能让他们得高票。
周恩来交代各大组负责人,工作要过细,哪些人投同意票、哪些人投不同意票,都要“落实到人头”,有的代表团还搞了演练。
林彪那边,叶群向吴法宪他们转述林彪的话:张春桥、姚文元当选中央委员没问题,“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
吴法宪他们随即指定军队里有的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王白旦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想到要去划掉他。
4月24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到会代表1510人。
每人一份名单,同意谁就在谁名字后面画圈。
名单上的人代表们大多不熟,几乎人人照着名单画圈。
毛泽东第一个起身,到台上票箱投票。
画不画自己,毛泽东1945年在七大会上讲过:“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
又说:“我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
24年后,王白旦在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也画了圈。
4点28分投中央委员,4点52分投候补中央委员。
投完代表们退席合影,工作人员分区计票,口唱、手写、拨算盘,算了将近两个小时。
8点57分代表们重新入席,大会副秘书长王良恩宣读结果:主席团提名的人全部当选。
毛泽东1510票,全票。
林彪1508票,他自己和叶群投了反对票,为的是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
周恩来少一票。
江青少八票,张春桥少十四票。
十个老同志全部当选,朱德809票。
念到工人代表王白旦,全票。
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
170名中央委员里,票数和毛泽东一样的,只有这个炼钢工人。
散会后,许多人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个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大会公报,说候选人“先由各代表团自由提名”,选举“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
新一届中央委员按姓氏笔画排,王震后面是王白旦,再后面是王进喜。
报上用的还是王白旦。
当上中央委员以后,周恩来觉得这个名字念出来不好听。
陈伯达给他出主意:“旦”字底下加一竖,改成“早”,音变意不变。
他答应了,王白旦成了王白早。
回到齐齐哈尔,全厂和工厂所在的小城都出来欢迎这位中央委员。
他当上厂党委副书记,省里、市里的革命委员会也都挂了他的名字。
厂里的工人还是叫他“王八蛋”。
一年多以后,1970年8月,庐山上开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倒了。
有人翻出陈伯达给王白早改名的事,怀疑他和陈伯达有联系,提出要立专案。
周恩来出来解围:改名是他提议的,陈伯达只是动手改,这件事由他负责,不能叫工人背包袱。
江青知道了这件事。
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她见了王白早,说陈伯达给他改的这个名字不能再叫了,她来改:“白”改成“百”,“早”改成“得”。
王白早又成了王百得。
有人挖苦他,说这个名字改得好,名副其实,就是白得了一个中央委员。
他笑笑:“你说白得就白得吧,有能耐你也白得一个让我看看。”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坐的飞机摔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叶群、林立果都烧死了。
王百得照旧往上走。
1973年7月他当选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8月开十大,他在124名候补中央委员名单里,比九大低了一格。
这几年里,他原来的妻子得肝癌死了,组织上关心,36岁的新闻工作者于淑彦嫁给了他。
1976年6月他调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一家人搬进市委家属院。
于淑彦在市电视台当副台长。
那年9月毛泽东死了,新华社11日电讯里,进人民大会堂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有王百得。
一个月后,10月6日,江青被抓。
王百得饭吃不下,觉睡不安。
文革结束,他被列为齐齐哈尔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为的就是陈伯达、江青先后给他改过名。
从1978年起,先审查八个月,等处理又等了三年多,职务全撤了。
审查的人把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看不出他和陈伯达、江青有什么“特殊关系”。
有人劝他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
他来了倔劲:“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也有人去动员于淑彦跟他离婚。
她不肯:“他是啥人我最知道。”
她从副台长降成了部门主任。
黑龙江省委最后给他下的结论是:“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
他可以另任新职,也可以到外地做官。
他说不当了,回钢厂,还当炉前工。
回厂以后他三班倒,吃住都在厂区宿舍,和在市里上班的妻子分开住了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他的女儿和大儿子先后病死。
1989年他快到退休年纪,妻子替他找好了退休后的去处,到市里一家区办企业,每月能多拿四百多元。
分厂领导想再留他几年带徒弟,他答应了:“只要炉上需要,我就干!”
他又在炉前干了五年。
1994年他正式退休,每月退休金三百元。
他开过一个小饭庄,不到一年亏本关了门。
后来于淑彦得了胃癌,他得了糖尿病,家里一年不如一年。
2005年初于淑彦去世。
他被糖尿病拖了多年,又染上病毒性疱疹,疼得走不了路。
齐钢领导上门看他,补助了三千元。
这是他一辈子第一次拿补助金,他羞愧难当,说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这年12月,他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里,他的词条这样开头:“王百得:男,汉族,1934年5月生,河北井陉人,曾用名王白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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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万人没了,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周伯萍到死都没说。
1961年,周恩来给粮食部的周伯萍打电话,只问一件事:那份材料销毁了没有。
材料是周伯萍经手做的,周恩来让他销毁,隔了一个星期又来追问。
上面汇总的是各省报上来的数字,三年里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
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这份材料是周伯萍和粮食部、国家统计局的另外两个人一起做的。
任务下来,让各省填表报粮食和人口变动,汇总后只报毛泽东、周恩来两个人看。
周恩来看完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
三个人一起盯着把材料销毁,连印材料用的版也毁了。
那几千万人,大多死在农村。
中央秘密定下牺牲农村、保城市供应的办法,粮食从农村调走,饥荒瞒在农村。
1959年底饥荒已经起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要各省调粮先保北京,他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正在大批饿死人的贵州,被调走一亿斤粮食送进北京。
1961年8月,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定下方针:紧农村,保大中城市。
那年1月,中央全会公报已经给饥荒定了原因: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这以后,国家没有再公布人口数字。
当年在公安部管人口统计的一位干部说,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山东省的人口数只准五个人看。
往下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饿死的人尽量不报、少报,少报一个死人,还能照领死人那份口粮。
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才公布历年人口数,用的就是公安部把各省这样报上来的数汇总的结果,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一般不改动。
就是按这样汇总的数,单是1960年一年,全国人口也比上一年少了一千万。
饿死这么多人,账记在谁头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当面说过一次。
1962年夏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人向刘少奇建议让农民包产到户。
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正在水里游,刘少奇快步走到池边问候他。
毛泽东在池子里就质问起来:你急什么?
压不住阵脚了?
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到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那些人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回答,人吃人的事,史书是要记下来的:饿死这么多人,历史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照他们的说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也否了,田也要分到户了,你不顶住?
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周伯萍19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的一次报告里讲1961年这次调查和周恩来的指示,只说几千万,不说具体数字。
2003年9月25日,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为写大饥荒的书《墓碑》,到他家当面请教。
老人穿着西装皮鞋接待,承认调查是他们三个人搞的,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叫赶紧销毁。
杨继绳问那几千万到底是多少,他不吭气。
杨继绳看见墙上挂着一张照片,认出是自己的同学,一问,是周伯萍的女婿。
老人回屋跟老伴说,来的是女婿的同学。
杨继绳再问那个数,他说:咳,你管这干什么。
用长辈的口气把他打发了。
2012年7月5日,周伯萍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开。
告别的时候,他的儿子和女婿对杨继绳说:我们老人家一直遵循周总理的指示,至死没有说出这个数字。
——周伯萍2003年9月25日、王维志、张庆五对作者的谈话,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下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15版,第972—973页;彭真、贵州调粮、庐山方针及全会公报,同书第956、648页
——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第81页;美国之音《解密时刻》2013年1月14日刊发的杨继绳访谈文字实录(登门经过、“过了一个礼拜”);周伯萍追悼会日期据南开海外校友网周伯萍悼念页会后说明
——刘少奇语,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田家英建议包产到户见第93页);另见《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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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晚八点,中南海怀仁堂。
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华国锋坐在会议室里,身边只有79岁的叶剑英。
通知说的是开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定稿。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进来,进来一个抓一个,由华国锋当面宣布隔离审查。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的。
全程没放一枪。
当夜,政治局委员赶到玉泉山开会。
华国锋提议请叶剑英当党的主席。
叶剑英站起来说,应该是你,这是毛主席指定的。
他说自己已经79岁,华国锋比他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
大家一致通过了叶剑英的提议。
邓小平那时还被打倒在家。
家里人把消息带回来,他说了两句话:华这个人好,选对了;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他两次给华国锋写信,信里说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又说自己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第二年七月,华国锋主持中央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
邓小平在会上说,他要努力当好华主席的助手,尽管是不那么合格的助手。
华国锋的位子是毛泽东给的。
他从湖南的地方干部一级一级做上来,调到北京才五年,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都在他一个人身上,在军队里却没有根基。
军委的日常文件,年过八十的叶剑英批示先送邓小平。
到1978年中,邓小平已经靠将领们的拥戴把实权拿到了手。
他和另一位元老陈云,都不能接受华国锋坐在这个位子上。
但马上把华国锋赶下台,等于推翻毛泽东定下的事,要求清算毛泽东的呼声会更高,党的根基和邓小平自己都要受牵连,拥护华国锋的人也会反弹。
邓小平的办法是让他先留在主席的位子上,把权一样一样拿走,等时机成熟。
1978年春天,海军计划动用78条舰艇,请这位军委主席到旅顺检阅,他后来没有去成。
到年底的军委座谈会上,这件事被人翻出来,说是背着海军党委请他阅兵,很不正常,张罗这件事的海军政委挨了批。
也是这年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为两个凡是作了检讨。
那是他上台后报纸社论里的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类话,从延安起党内高层人人说过。
同他一起抓四人帮的汪东兴,被免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
第二年春天,国务院设了一个财政经济委员会,邓小平说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总理华国锋手里的权少了一大块。
再过一年,毛泽东晚年提拔起来、同他共事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在一片批评声里一起辞了职,胡耀邦、赵紫阳进了常委,新设的书记处由胡耀邦当总书记。
又过半年,总理换成了赵紫阳。
有人劝过他还手。
1979年秋天,他出访西欧四国,走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邓小平召集人商量全国十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调配,先后找了一百多人谈话。
华国锋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政治局委员彭真来找他:这一个月的时间,邓召集了很多人谈话,你要注意这个动向。
你考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找他们谈话?
华国锋说:你讲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
如果我也这样做,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党的分裂,我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啊。
交出总理之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篇话,批评权力过分集中。
替他起草讲话的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
邓力群多年后说,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可是当时从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没和我们讲。
讲话是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通过的。
据赵紫阳后来回忆,元老里要华国锋下去最坚决的是陈云,说这个人不能留;叶剑英不赞成,说他还年轻,不要换;胡耀邦和赵紫阳自己也不赞成。
8月30日深夜,叶剑英到华国锋家里来,两个人谈了很久。
叶剑英问:你在邓的问题上究竟准备怎么办?
华国锋说: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
叶剑英问他,邓小平比四人帮还厉害?
华国锋说,那当然四人帮更厉害。
问题是这个党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老百姓也经不起折腾了。
如果斗争,可能党要分裂,我们都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啊。
我的考虑就是辞掉一切职务。
叶剑英说:如果这样,你就要准备至少坐20年的冷板凳。
华国锋说:就是当一个老百姓嘛。
十月,四千多名高级干部讨论一份给建国以来的历史作结论的决议稿。
稿子里本来有一大段专讲华国锋这四年的错误,七个常委六个同意,只有华国锋不赞成加。
邓小平和胡耀邦说,那就先不加,等四千人讨论了再说,发下去的稿子上,这四年只写了六行。
邓力群便到几个大机关去讲华国锋哪些事做得不对,一讲就是半天,讲话又被人拿到讨论的小组里去传达,要求把这一段写上的人多了起来。
他晚年回头看,说自己那时的话有欠公允:为了拱倒一个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错统统列上。
这个月,中央转发了华国锋自己的一封信:今后公共场所不再挂他的像和题词。
11月8日,河北鸡泽县武装部军械库的一个临时工带着一支手枪,找到第六十六军的炮兵团,自称新中央委员会特派员,说华主席被邓小平软禁了,要这个团派兵进京解救。
团政委信了,先开党委会,再开营以上干部会,还让他在会上演讲,不少人当场表了态。
有人偷偷报告了军部,这个临时工才被抓起来,后来以策动叛乱罪判了刑。
邓小平后来在会上提起这件事,说连军里的领导人都相信有那么一个华国锋的中央;又说这一点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
临时工闹事两天以后,11月10日,政治局开会讨论华国锋的问题,到会29人。
第一次会上,华国锋就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
会没有就此结束,接着又开了八次,前后将近一个月,要说清楚的是他错在哪里。
第二次会上陈云发言。
他先说抓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接着说,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是众望所归,但他不愿干,极力推荐耀邦同志,我说好,关于党中央主席的问题不能再拖了。
11月19日轮到胡耀邦。
他心里并不赞成动华国锋,一个多月前对儿子说过,这是步险棋,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
这一天他作了长篇发言。
他先说,有人讲国锋同志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
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是真心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20年。
这个话是真诚的。
他说国锋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能力不行的问题,也不是工作上的失误,是把个人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得不恰当:别人称他英明领袖,他没有制止,还觉得心安理得。
说到拦着老干部不让出来工作,胡耀邦说他不积极、不热情,可是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1978年以后,确实没有过。
说到前两年经济上指标定得太高,他说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
最后他说: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
11月29日,叶剑英作检讨。
他讲毛泽东临终那天,政治局的人排着队一个一个进去告别,都见完了,护士又把他一个人叫回去,毛泽东看着他,已经说不出话。
他说,当时他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
从那以后,他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作后主看待,像诸葛亮扶助刘备的儿子那样扶助他;报上称华国锋英明领袖的社论,也是他让写的。
列席的邓力群记得,说到这里,叶帅的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声音都变了。
叶剑英最后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
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
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
两天后,会还没有开完,他离开北京去了广东。
会议要向党内高级干部发一份通报,起草人胡乔木正在住院。
12月3日,华国锋应约到医院去,胡乔木拿稿子征求他的意见。
通报给他列了五条:提出两个凡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老干部恢复工作,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经济上冒进。
华国锋反复讲三句话:欢迎批评,要求调查,辞去职务。
最后一次会在12月5日。
华国锋说:具体事实有点出入,不解释,相信中央会搞清楚。
逆耳之言利于行,辞职是真心的。
他要求从现在起就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最后他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叶剑英这时在广东。
到会的人多数提议邓小平当主席,邓小平不干,推荐胡耀邦。
陈云说:你们两个矮子中出一个吧。
会议定下来,半年后开中央全会,由全会同意华国锋辞职,选胡耀邦当中央主席、邓小平当军委主席。
全会以前,胡耀邦主持政治局,邓小平主持军委,都不用正式名义;华国锋不再管事,但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
这些只传达到省军级常委以上的干部和那四千人,要求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通报上还写着,会议始终进行得平心静气。
议决那天胡耀邦没有投票,提前离开北京到湖南去了。
月底的一个晚上,儿子问他,这件事还有没有更改的希望。
他说还有希望,没有最后定,还可以再做工作。
他想把主席改成主席团,常委每人一票,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当时的常委,连华国锋在内是七个人。
1981年元旦,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新年茶话会,照安排还是由华国锋主持、讲话。
头天晚上他心脏不舒服,让秘书请了假。
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胡耀邦赶到他家,一直走进卧室,对躺在床上的华国锋说,希望以大局为重,不然党内的分歧和人事变动就要公之于世了。
华国锋说:你看我这个样子能去主持吗。
九点十分,大会堂里已经坐满了人。
邓小平说:不来就算了。
你是总书记嘛,你主持吧。
到了六月,中央全会开预备会,定那份历史决议。
稿子里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有人主张不点。
邓小平说: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
如果不点出,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陈云提出,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同四人帮在遗体旁边照过一张八个人的合影,要印出来给大家看看。
华国锋说,印吧,他也赞成;照相的时候,他已经在找人商量怎么动手了。
胡耀邦说,这是事实,照片不要发。
华国锋又说,他问过胡耀邦:耀邦同志,说我阻挠老干部出来,我阻挠哪一位了。
胡耀邦回答他:没有啊。
从那以后,他就不愿意再提意见了。
邓小平说:作不作检讨,讲不讲,国锋同志自己决定,我们不强迫他讲。
又说:如果国锋同志认为很委屈,不讲也可以。
没有委屈的,实在不太像话。
他说,那些歌颂的口号好多是别人写的,可是你自己没有制止,别人抬轿子,坐的人呢。
元帅徐向前在小组会上说了另一番话:没有华国锋拍板,粉碎四人帮是不可能的;要是四人帮当道,我们这些人就会掉脑袋,首先是叶呀、邓呀,然后是我们。
6月27日,决议通过。
华国锋说:不管是功还是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结,还要经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我服从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
第二天无记名投票,结果同半年前定下的一样。
公报上写的是: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他改任副主席,在七个常委里排最后。
以后讲到他是怎么下台的,说的就是这两样:犯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自己请求辞职。
第二年二月,华国锋搬家的时候犯了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
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到医院看他,希望他写一份书面检查。
他没有写,说自己现在只是一个病人。
九月开党的代表大会,他的副主席、常委、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了,只剩一个中央委员。
大会开完没几天,邓小平陪朝鲜的金日成坐专列去成都,在车上把为什么要动华国锋讲了一遍。
他说华国锋实际上是造反起家的,抓四人帮算他一功,可是没有他,也会有人来推翻。
又说,四人帮的残余还不少,现在都寄希望于华国锋,因此把这个菩萨从庙里搬走是有必要的。
金日成说:是啊,很有必要,早点搬走好。
邓小平还说:华国锋这个人并不聪明,自觉性差。
农民家里还挂着华国锋的像。
中央宣传部发通知,要多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合影供应农村,使农户能够挂上四人合影,并换下华国锋的个人像片。
他题的字也一处一处取了下来,留在原处的,是刻在大理石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字。
还在当主席的时候,1980年5月,他访问过日本。
回国不到三个星期,请他去的首相大平正芳得急病死了,他又专程飞到东京参加葬礼。
按日本的礼节,丧家日后要登门回访道谢。
大平夫人提出来北京的时候,华国锋已经下台,中方的答复只有三个字:不方便。
大平的好友、代理过首相的伊东正义几次出面说,夫人只要当面向华先生鞠个躬、道声谢就满足了,不向媒体公开,时间不超过一刻钟,地点请中方定。
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那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译者接到华国锋身边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华国锋本人和孩子们每集都看。
从1983年起,他到北京郊区的葡萄园去学种葡萄,在西皇城根的院子里搭了两个很大的葡萄架,最多的时候种着五六十个品种,熟了全家吃,还送给部队的战士。
他有糖尿病,自己只能吃一两粒。
遇上刮风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有人在他面前说起国内政治,他就摆手不听。
一年里他一定要出门的日子有两天,毛泽东的生日和忌日,他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
2008年2月,华国锋对帮他整理材料的人说起当年辞职:党内再斗争,老百姓遭殃。
我坚决辞掉一切职务。
事先和叶帅说了。
有的说我傻瓜。
有的说我太老实。
我没有后悔。
8月2日,北京奥运会彩排,有人给他送票来,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
8月20日,他死在医院里。
从辞去主席算起,过了27年。
他晚年很少出门。
有一回夜里去王府井,让一些工厂的工人认了出来。
工人问:是华主席吗。
华国锋说:我不是。
又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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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晚八点,中南海怀仁堂。
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华国锋坐在会议室里,身边只有79岁的叶剑英。
通知说的是开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定稿。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进来,进来一个抓一个,由华国锋当面宣布隔离审查。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的。
全程没放一枪。
当夜,政治局委员赶到玉泉山开会。
华国锋提议请叶剑英当党的主席。
叶剑英站起来说,应该是你,这是毛主席指定的。
他说自己已经79岁,华国锋比他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
大家一致通过了叶剑英的提议。
邓小平那时还被打倒在家。
家里人把消息带回来,他说了两句话:华这个人好,选对了;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他两次给华国锋写信,信里说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又说自己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第二年七月,华国锋主持中央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
邓小平在会上说,他要努力当好华主席的助手,尽管是不那么合格的助手。
华国锋的位子是毛泽东给的。
他从湖南的地方干部一级一级做上来,调到北京才五年,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都在他一个人身上,在军队里却没有根基。
军委的日常文件,年过八十的叶剑英批示先送邓小平。
到1978年中,邓小平已经靠将领们的拥戴把实权拿到了手。
他和另一位元老陈云,都不能接受华国锋坐在这个位子上。
但马上把华国锋赶下台,等于推翻毛泽东定下的事,要求清算毛泽东的呼声会更高,党的根基和邓小平自己都要受牵连,拥护华国锋的人也会反弹。
邓小平的办法是让他先留在主席的位子上,把权一样一样拿走,等时机成熟。
1978年春天,海军计划动用78条舰艇,请这位军委主席到旅顺检阅,他后来没有去成。
到年底的军委座谈会上,这件事被人翻出来,说是背着海军党委请他阅兵,很不正常,张罗这件事的海军政委挨了批。
也是这年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为两个凡是作了检讨。
那是他上台后报纸社论里的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类话,从延安起党内高层人人说过。
同他一起抓四人帮的汪东兴,被免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
第二年春天,国务院设了一个财政经济委员会,邓小平说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总理华国锋手里的权少了一大块。
再过一年,毛泽东晚年提拔起来、同他共事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在一片批评声里一起辞了职,胡耀邦、赵紫阳进了常委,新设的书记处由胡耀邦当总书记。
又过半年,总理换成了赵紫阳。
有人劝过他还手。
1979年秋天,他出访西欧四国,走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邓小平召集人商量全国十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调配,先后找了一百多人谈话。
华国锋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政治局委员彭真来找他:这一个月的时间,邓召集了很多人谈话,你要注意这个动向。
你考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找他们谈话?
华国锋说:你讲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
如果我也这样做,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党的分裂,我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啊。
交出总理之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篇话,批评权力过分集中。
替他起草讲话的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
邓力群多年后说,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可是当时从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没和我们讲。
讲话是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通过的。
据赵紫阳后来回忆,元老里要华国锋下去最坚决的是陈云,说这个人不能留;叶剑英不赞成,说他还年轻,不要换;胡耀邦和赵紫阳自己也不赞成。
8月30日深夜,叶剑英到华国锋家里来,两个人谈了很久。
叶剑英问:你在邓的问题上究竟准备怎么办?
华国锋说: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
叶剑英问他,邓小平比四人帮还厉害?
华国锋说,那当然四人帮更厉害。
问题是这个党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老百姓也经不起折腾了。
如果斗争,可能党要分裂,我们都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啊。
我的考虑就是辞掉一切职务。
叶剑英说:如果这样,你就要准备至少坐20年的冷板凳。
华国锋说:就是当一个老百姓嘛。
十月,四千多名高级干部讨论一份给建国以来的历史作结论的决议稿。
稿子里本来有一大段专讲华国锋这四年的错误,七个常委六个同意,只有华国锋不赞成加。
邓小平和胡耀邦说,那就先不加,等四千人讨论了再说,发下去的稿子上,这四年只写了六行。
邓力群便到几个大机关去讲华国锋哪些事做得不对,一讲就是半天,讲话又被人拿到讨论的小组里去传达,要求把这一段写上的人多了起来。
他晚年回头看,说自己那时的话有欠公允:为了拱倒一个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错统统列上。
这个月,中央转发了华国锋自己的一封信:今后公共场所不再挂他的像和题词。
11月8日,河北鸡泽县武装部军械库的一个临时工带着一支手枪,找到第六十六军的炮兵团,自称新中央委员会特派员,说华主席被邓小平软禁了,要这个团派兵进京解救。
团政委信了,先开党委会,再开营以上干部会,还让他在会上演讲,不少人当场表了态。
有人偷偷报告了军部,这个临时工才被抓起来,后来以策动叛乱罪判了刑。
邓小平后来在会上提起这件事,说连军里的领导人都相信有那么一个华国锋的中央;又说这一点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
临时工闹事两天以后,11月10日,政治局开会讨论华国锋的问题,到会29人。
第一次会上,华国锋就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
会没有就此结束,接着又开了八次,前后将近一个月,要说清楚的是他错在哪里。
第二次会上陈云发言。
他先说抓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接着说,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是众望所归,但他不愿干,极力推荐耀邦同志,我说好,关于党中央主席的问题不能再拖了。
11月19日轮到胡耀邦。
他心里并不赞成动华国锋,一个多月前对儿子说过,这是步险棋,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
这一天他作了长篇发言。
他先说,有人讲国锋同志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
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是真心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20年。
这个话是真诚的。
他说国锋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能力不行的问题,也不是工作上的失误,是把个人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得不恰当:别人称他英明领袖,他没有制止,还觉得心安理得。
说到拦着老干部不让出来工作,胡耀邦说他不积极、不热情,可是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1978年以后,确实没有过。
说到前两年经济上指标定得太高,他说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
最后他说: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
11月29日,叶剑英作检讨。
他讲毛泽东临终那天,政治局的人排着队一个一个进去告别,都见完了,护士又把他一个人叫回去,毛泽东看着他,已经说不出话。
他说,当时他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
从那以后,他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作后主看待,像诸葛亮扶助刘备的儿子那样扶助他;报上称华国锋英明领袖的社论,也是他让写的。
列席的邓力群记得,说到这里,叶帅的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声音都变了。
叶剑英最后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
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
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
两天后,会还没有开完,他离开北京去了广东。
会议要向党内高级干部发一份通报,起草人胡乔木正在住院。
12月3日,华国锋应约到医院去,胡乔木拿稿子征求他的意见。
通报给他列了五条:提出两个凡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老干部恢复工作,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经济上冒进。
华国锋反复讲三句话:欢迎批评,要求调查,辞去职务。
最后一次会在12月5日。
华国锋说:具体事实有点出入,不解释,相信中央会搞清楚。
逆耳之言利于行,辞职是真心的。
他要求从现在起就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最后他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叶剑英这时在广东。
到会的人多数提议邓小平当主席,邓小平不干,推荐胡耀邦。
陈云说:你们两个矮子中出一个吧。
会议定下来,半年后开中央全会,由全会同意华国锋辞职,选胡耀邦当中央主席、邓小平当军委主席。
全会以前,胡耀邦主持政治局,邓小平主持军委,都不用正式名义;华国锋不再管事,但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
这些只传达到省军级常委以上的干部和那四千人,要求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通报上还写着,会议始终进行得平心静气。
议决那天胡耀邦没有投票,提前离开北京到湖南去了。
月底的一个晚上,儿子问他,这件事还有没有更改的希望。
他说还有希望,没有最后定,还可以再做工作。
他想把主席改成主席团,常委每人一票,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当时的常委,连华国锋在内是七个人。
1981年元旦,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新年茶话会,照安排还是由华国锋主持、讲话。
头天晚上他心脏不舒服,让秘书请了假。
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胡耀邦赶到他家,一直走进卧室,对躺在床上的华国锋说,希望以大局为重,不然党内的分歧和人事变动就要公之于世了。
华国锋说:你看我这个样子能去主持吗。
九点十分,大会堂里已经坐满了人。
邓小平说:不来就算了。
你是总书记嘛,你主持吧。
到了六月,中央全会开预备会,定那份历史决议。
稿子里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有人主张不点。
邓小平说: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
如果不点出,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陈云提出,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同四人帮在遗体旁边照过一张八个人的合影,要印出来给大家看看。
华国锋说,印吧,他也赞成;照相的时候,他已经在找人商量怎么动手了。
胡耀邦说,这是事实,照片不要发。
华国锋又说,他问过胡耀邦:耀邦同志,说我阻挠老干部出来,我阻挠哪一位了。
胡耀邦回答他:没有啊。
从那以后,他就不愿意再提意见了。
邓小平说:作不作检讨,讲不讲,国锋同志自己决定,我们不强迫他讲。
又说:如果国锋同志认为很委屈,不讲也可以。
没有委屈的,实在不太像话。
他说,那些歌颂的口号好多是别人写的,可是你自己没有制止,别人抬轿子,坐的人呢。
元帅徐向前在小组会上说了另一番话:没有华国锋拍板,粉碎四人帮是不可能的;要是四人帮当道,我们这些人就会掉脑袋,首先是叶呀、邓呀,然后是我们。
6月27日,决议通过。
华国锋说:不管是功还是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结,还要经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我服从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
第二天无记名投票,结果同半年前定下的一样。
公报上写的是: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他改任副主席,在七个常委里排最后。
以后讲到他是怎么下台的,说的就是这两样:犯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自己请求辞职。
第二年二月,华国锋搬家的时候犯了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
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到医院看他,希望他写一份书面检查。
他没有写,说自己现在只是一个病人。
九月开党的代表大会,他的副主席、常委、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了,只剩一个中央委员。
大会开完没几天,邓小平陪朝鲜的金日成坐专列去成都,在车上把为什么要动华国锋讲了一遍。
他说华国锋实际上是造反起家的,抓四人帮算他一功,可是没有他,也会有人来推翻。
又说,四人帮的残余还不少,现在都寄希望于华国锋,因此把这个菩萨从庙里搬走是有必要的。
金日成说:是啊,很有必要,早点搬走好。
邓小平还说:华国锋这个人并不聪明,自觉性差。
农民家里还挂着华国锋的像。
中央宣传部发通知,要多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合影供应农村,使农户能够挂上四人合影,并换下华国锋的个人像片。
他题的字也一处一处取了下来,留在原处的,是刻在大理石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字。
还在当主席的时候,1980年5月,他访问过日本。
回国不到三个星期,请他去的首相大平正芳得急病死了,他又专程飞到东京参加葬礼。
按日本的礼节,丧家日后要登门回访道谢。
大平夫人提出来北京的时候,华国锋已经下台,中方的答复只有三个字:不方便。
大平的好友、代理过首相的伊东正义几次出面说,夫人只要当面向华先生鞠个躬、道声谢就满足了,不向媒体公开,时间不超过一刻钟,地点请中方定。
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那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译者接到华国锋身边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华国锋本人和孩子们每集都看。
从1983年起,他到北京郊区的葡萄园去学种葡萄,在西皇城根的院子里搭了两个很大的葡萄架,最多的时候种着五六十个品种,熟了全家吃,还送给部队的战士。
他有糖尿病,自己只能吃一两粒。
遇上刮风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有人在他面前说起国内政治,他就摆手不听。
一年里他一定要出门的日子有两天,毛泽东的生日和忌日,他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
2008年2月,华国锋对帮他整理材料的人说起当年辞职:党内再斗争,老百姓遭殃。
我坚决辞掉一切职务。
事先和叶帅说了。
有的说我傻瓜。
有的说我太老实。
我没有后悔。
8月2日,北京奥运会彩排,有人给他送票来,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
8月20日,他死在医院里。
从辞去主席算起,过了27年。
他晚年很少出门。
有一回夜里去王府井,让一些工厂的工人认了出来。
工人问:是华主席吗。
华国锋说:我不是。
又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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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9日上午,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狼牙山五壮士中葛振林、宋学义后人起诉洪振快一案,洪振快是《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
庭开到一半,洪振快没等法庭许可就起身走了出去,法院随后缺席审理。
课本里的狼牙山五壮士,是把日军引上绝路、打光子弹、摔断枪、从棋盘坨跳崖的故事。
2013年8月29日晚,广州警方拘留了一名网民7天,因为他在微博转了个帖子,说那五个人里三个当场被打死、两个被活捉。
洪振快看到这条新闻后想弄清楚课本故事的来源,他在国家图书馆翻图书、报刊和缩微胶卷,还亲自去了一趟狼牙山。
1941年9月,日军扫荡晋察冀,围攻狼牙山,课本里那五个人是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的班长和战士。
按葛振林1957年的口述,那天夜里枪声一响,指导员跑进来下的命令是“赶快上山,靠近团首长”。
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六班往棋盘坨上爬,“谁知那里早上去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他们打”,只好掉头爬上旁边另一座山峰。
狼牙山下的村民说,这几个八路军进村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老百姓给他们指了一条绝路,又把去向告诉了日本人。
日军也留下了记录。
在日本冈山大学任教的历史学者姜克实查了日军步兵第110联队自己编的联队史,又在日本防卫省战史资料室找到带队上崖的日军少尉有冈弘祐写的原始报告。
日军事先得到情报,说棋盘坨一带藏着少数八路军,计划就是把这些人赶上去围住。
真正攀上崖顶去打的,是有冈带的两个分队二十个人;崖顶上的八路军有二十来人,架着一挺捷克轻机枪,双方对扔手榴弹,日军冲上去拼刺刀,崖顶上的人有的被打死,有的掉下悬崖。
日军这边一个一等兵被手榴弹炸伤跌下山岩,没有死,联队的战没者名簿上这一天“没有出现一名死亡记录”。
六班那五个人里,班长马宝玉、战士胡德林、胡福才三个被打死,葛振林和宋学义顺着山坡溜下去逃了命。
崖顶上将近二十个八路军,最后写进课本的只有五个人。
姜克实的解释是:“因为那些阵亡者都死于跳崖之前的战斗,不跳崖,即没有被宣传的价值。”
这一仗怎样变成课本上的样子,按时间排下来看得很清楚。
1941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一条新华社电报,同一段话里前面写“我守军六人”,后面写“我英勇的七勇士屹然不动”,最后一句是“我七勇士乃将机步枪破坏,从容坠崖身死”。
七个人,全死了。
十一天后,晋察冀军区发训令,人数改成五个,三个牺牲、两个负伤,说这一仗“计毙伤敌一百名以上”。
到了年底,军区政治部的总结又写成“全体一致跳下万丈悬崖”;军区的另一份年度总结说守山头的是“半班(7人)”,跳崖没死的那两个,括号里注着“因患病不能战斗”。
几个月之内,军中几份文件对守山的有几个人、死了几个、怎么死的,各写各的。
1946年延安出过一本说书唱本《狼牙山五神兵》,里面替活下来的两个人唱的是“他们三人跌下去,我们两人顺崖溜”。
1957年葛振林口述,打了一上午仗又饿又渴,“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人拔个吃着”。
后来出的书里成了班长批准每人拔一个,还说“等打完这一仗后去找萝卜主人赔偿”。
指导员那道“靠近团首长”的命令,到了课本上成了为了掩护群众;掉头另找山峰,成了班长有计划地把敌人引上绝路。
课本上那个英雄故事,就是这样一步步编出来的。
文革中批斗宋学义,有人当众问他:“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
1995年,1941年时一团政委的夫人陈逊对记者说是“三跳二溜”,三个跳、两个溜。
葛振林很不高兴,那年9月写了一份《我的说明》:“当年我和宋学义纵身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到坡上”。
2013年9月和11月,洪振快发了两篇文章,后一篇登在《炎黄春秋》上,题目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
他把这些说法并排列出来,说五壮士的真相“还有待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文章出来后,有人在微博上专门转了萝卜那一段。
经济学者梅新育跟着写:“说这样的作者和编辑属狗娘养的是不是太客气了?”
评论员郭松民再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
洪振快和责任编辑黄钟去法院告这两个人骂人,告梅新育要赔5000元,告郭松民要赔1万元,两场官司都输了。
北京海淀区法院说,郭松民那句话“符合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且未超出必要限度”。
至于洪振快那篇《细节分歧》,判决书写得明白:“《细节》一文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我国抗日战争史中的一个具体英雄事迹细节的探究,但它实质上是对这起英雄事迹所代表的抗战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再评价。”
2015年7月24日,钓鱼台国宾馆开了一个“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授权仪式”,葛、宋两家的儿子到场,三十多人里有退休的军队高官。
8月17日,两家向北京西城区法院递了诉状。
挑这一天,他们的解释是“八路军(8)要(1)起诉(7)汉奸”,汉奸指的是洪振快。
诉状要洪振快登报道歉,还要他向五壮士“在天英灵登报谢罪”。
宋家的代理律师王立华在一次座谈会上讲,前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上将给法律部门的最高领导打了电话:“你们这个案子如果判反了,你们就是反军叛国。”
那年7月,洪振快去解放军档案馆申请查1941年晋察冀军区的伤亡名单和烈士名册。
他想,三个人要是在那天跳崖牺牲,名册上一定有登记。
两个月过去,没有回音。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这三个人,据洪振快当时讲,公开能看到的都是画像,不是照片。
2016年3月30日,开庭前一个月,《解放军报》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叫《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
文章拿出一段日本报纸的报道,说这是日方当年对狼牙山之战的记载,是几条证据里最有价值的一条。
姜克实后来查出,这段报道出自1939年11月的《朝日新闻》,写的是涞源县南部的另一场仗,离狼牙山至少五十公里,比五壮士跳崖早了两年。
2016年6月27日,西城区法院宣判,他输了。
判决书写道:“尽管案涉文章无明显侮辱性的语言,但……通过强调与基本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产生质疑”,所以算侵权。
判决书还说,他错在拿“甚至文革时期红卫兵迫害宋学义的言论为主要证据”。
二审时他交上一份日军步兵第110联队联队史的复印件,就是记着棋盘坨这一仗的那本,法院的答复是:“复印件未经公证、认证,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定。”
8月15日,终审维持原判。
洪振快不登道歉。
10月21日,法院把葛家、宋家两案判决的摘要登在《人民法院报》上,费用由他出。
2015年,原告的律师就在网上提出,要全国人大立一部法,英烈名誉一受诋毁,“便提起公诉”。
2018年,《英雄烈士保护法》通过。
2021年3月1日,刑法新增条款施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等。
2013年在广州转那个帖子的网民,关了7天。
2022年5月,前记者罗昌平因为在微博上议论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里冻死在阵地上的志愿军“冰雕连”,按刑法这一条判了7个月。
——洪振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第46—52页(葛振林口述、陈逊说法、萝卜诸说及文革批斗语均转引自此文);洪振快2015年9月28日北京大学讲座记录(《狼牙山五神兵》、钓鱼台仪式、赵可铭电话及档案馆查档均据其讲述)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668页;潘泽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史载有据》,中国军网2016年7月15日(1941年电报、训令及军区总结原文);姜克实《日军记录中的狼牙山作战》,冈山大学《文化共生学研究》第17号,2018年,第55—77页(联队史、战没者名簿及《解放军报》文章考证);姜克实《4.2.
狼牙山战斗的背景/4.3.
水上部队的动向/4.4.
有关日军的作战记录》,Matters,2024年7月5日(有冈弘祐报告);姜克实《从中共抗日宣传谈抗战史研究应该遵循的若干原则与方法》,华夏文摘,2021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2016年10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6271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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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三月,镇反最紧的时候,四川涪陵马武镇一个九岁女孩每天给关在镇上的父亲送饭。
有一天父亲没吃完的饭又让她提回来了,看押的民兵没翻看,饭底下埋着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母亲和每个孩子的名字,还有几句话:“要信赖政府,依靠群众,劳动改造,勿负我望。”
末尾写了一句,他很喜欢菜园坝那个地方,那是刘家对面的一个小山包。
一家人捧着纸条哭,猜不出他为什么提这个地方。
写纸条的人叫刘继直,三十六岁,在涪陵师范学校当教导主任,常年住在城里教书。
刘家在马武有一百石租的田,是祖上分下来的,家业由妻子王泽厚管。
减租退押时王泽厚对工作队说:“招租收租都是我,不关刘继直的事,你们不要找他,他一直都在外面教书。”
刘继直在乡下名声很好,为了防天花在自己家里给周围农民免费种牛痘,妻子管消毒,他在农民胳膊上划小十字。
大路边上他摆了一口缸、十来个碗、一个木瓢,每天请人挑两挑开水倒进去,给过路的人喝。
赶场天他在路边放红药水、紫药水、十滴水和棉签,还办了一个私塾,佃户的孩子来读书不要钱。
刚解放时有亲戚劝他躲到外地,说他这种人是共产党要专政的对象。
刘继直觉得好笑:“我走啥子?
我没做过任何坏事!”
他没有走。
刘家三爷爷的一个佃户早年和三爷爷闹过矛盾,认定刘继直那时帮三爷爷说过话,这人土改时当了积极分子,坚持要把刘继直从学校抓回马武。
斗争会上工作队叫贫下中农上台揭发,没有人说得出什么。
工作队把刘家的佃户刘仁和推上台,刘仁和开口说的却是:“刘继直这个人对人不错,就说我们在他家吃饭吧,中午只要把肉吃完了,他一定要叫家人晚上再煮几块腊肉……”
工作队的人赶紧打断他:“你下去休息一会。”
关押期间不断有农民在背篼里装一点肉和菜,悄悄送到刘家,让二女儿刘培芳给父亲带去。
大女儿刘培莲还不满十二岁,母亲刚生下最小的弟弟,她在家照顾母亲、洗尿布,送饭的事就落在九岁的妹妹身上。
罪名后来有了。
刘培莲说:“他们找不到爸爸任何罪行,但那时正是共产党大屠杀的时候,没罪行就编造,说他参加过什么九路军,开过一个黑会。”
那年二月中共中央开会定下了杀人的比例:按人口算,杀千分之一,先杀这个数的一半。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批转天津市委当年要杀一千五百人的计划,批语里写:“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下面报上来的杀人名单,上面一律照准。
乡下枪毙人多数不登报,很多乡村报上去的材料只有人名,没有罪行。
刘继直在牢里已经知道自己要死了,他托街上卖糍粑的何二婶送来一大盅冷米汤。
那天刘培莲在坡上洗尿布,看见街上又在开公判大会,广播吼得很响,一打听又要枪毙人。
她回家对母亲说:“妈,今天街上又要枪毙人,热闹得很。”
一家人都没往刘继直身上想。
这时有人跑来喊她:“培莲,快点出去,妳爸爸已经押出去了,要遭枪毙。
妳妹也被关起来了。”
妹妹像往常一样拎着饭去,正碰上父亲和另外十一个人被押往刑场,那十一个人都五花大绑,只有刘继直没有绑。
九岁的刘培芳跟在后面追,一路哭喊:“爸爸呀,爸爸呀。”
刘继直转过头来:“芳,妳回去,回去。”
她不回,还是追,民兵嫌影响不好,把她关了起来。
刘培莲往街上跑,隔壁三爷爷家的人拦住她:“妳跑去有啥子用?
妳去找几根竿竿,想法把尸体抬回来。”
她掉头砍了几根竹子,找了篾绳,扛着往刑场赶。
马武有一块从前跑马的坝子,土改以后用来杀人。
她赶到的时候枪正好响了,民兵不准人靠近。
三月里胡豆长到两尺多高,她趴在地上从胡豆丛里往里爬。
十二个人东倒西歪躺在地上,民兵杀完人就走了。
她扛着竹竿在尸体中间转,一边哭一边喊爸爸,眼睛让泪糊住,一时没认出来。
她后来说,那一刻没找到爸爸,心里竟一下高兴起来,以为他没被枪毙。
旁边有人问:“培莲,看到妳爸爸没有?”
她说没有。
那人说:“妳好生看!”
她抹掉眼泪再找,看见了一双布鞋,是母亲给父亲做的。
刘继直穿着长衫,脸朝下扑在地上。
她想把父亲翻过来,力气小,翻不动,几个大人过来帮忙。
别人都是打的头,刘继直是打的身子,身上看不见血,胸前有十二个小洞。
刘培莲一直认定是那一大盅冷米汤的缘故:父亲中了枪不出血,行刑的人见他不出血,就一枪接一枪地打。
她们用竹竿把他抬回家,王泽厚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带着一群孩子跪在地上哭。
到这时血水才从弹孔里流出来,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家里没有棺材,佃户们来帮忙,把楼板撬下来钉成一口匣子,草草埋了。
一家人这才明白,纸条上那个菜园坝,是他给自己挑的地方。
刘继直的父亲刘复亨原本住在涪陵县城,儿子死后一个月,老人也被押回马武,六十多岁,没了生计,和老伴糊火柴盒过日子。
没过多久,一天夜里一伙人闯进门把他抓走,押到涪陵县中关起来,就在那里枪毙。
刘继直的儿子刘培生正在县中读书,枪毙爷爷那天,他在台上演学校排的戏《天堂和地狱》,演的是一个地主的儿子。
上台前一个出身好的朋友对他说:“培生,今天要枪毙你爷爷,你要坚强点哟。
你要是流泪,你的前途就全部毁了。”
他正在台上演,枪响了。
刘培生一惊,告诉自己千万稳住,把戏演好,他没有哭。
过后学校给他发了助学金,说他分清了阶级路线。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发电报,算各地已经杀了多少:“杀人比例问题二月中央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
涪陵就在西南。
同一封电报里,他说贵州省委要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想把一部分犯人留下来给国家修路开荒,又嫌这样“执行起来很麻烦,不如杀掉好爽快”。
十天后他批了一段话转发全国,说有些人可以判死刑缓期执行,其中写明:“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
这段批语转到西南的时候,刘继直已经在菜园坝埋了一个多月。
一九六〇年刘培莲到重庆南岸黄桷垭投奔姨妈,姨妈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叫张志强,是个社队干部。
土改那几年他当民兵大队长,他们那里分两批枪毙了十二个人。
几十年后他对来采访的人说:“那时你只要有名望,是头面人物,就要杀。”
又说:“共产党是整有名望的(人),不是整作恶的(人)。”
刘培莲嫌他驼背,不想嫁;姨妈拦着不让走:“妳这个死女子,妳成分不好,啥子都不好,人家那么好的政治条件!”
她最后点了头。
舅舅叮嘱她千万不能说自己是地主子女。
一个女同学托派出所的熟人开了张假证明,说她的户口迁移证在路上被小偷摸走了,成分是中农。
队上动员她入团,她死活不入,一入团就要查出身。
父亲的照片她也藏了起来,她说照片上的爸爸完全是个知识分子,一看就不是贫下中农。
张志强那一年在区上学习半个多月,听到的规定是:党员娶了地主的女儿,马上去区法院办离婚,不离就开除党籍。
几年后孩子都生了,张志强在海棠溪坐轮渡过江,旁边坐着一个背背篼的妇女,背篼上印着涪陵的字。
他问她是涪陵哪里的,她说马武镇。
他又问认不认得一个叫刘继直的人。
她说认得,那是她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还教过她;又说那一家成分不好,爷爷和爸爸都被枪毙了。
张志强回到家问妻子:“妳爸爸这么年轻就去世了,是嘹个去世的?”
刘培莲说:“他流鼻血。”
张志强没有反驳,从此再也不提这件事。
直到地主富农的帽子全部摘掉,她才知道,丈夫早就清楚。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2019年,第182—183、186—189、192—193页(刘培莲、张志强口述,2006年采访)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68—169、267页
——毛泽东致各中央局电(1951年4月20日),劳改研究基金会藏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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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这个名字后来和“四人帮”绑在一起。
1968年10月,他带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别人都回了上海,他被留下列席八届十二中全会。
那是他头一回参加党内高层会议,会上给刘少奇定了“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
闭幕那天,毛泽东对到会的人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往前倒两年多,他还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事,三十岁上下。
吉林长春乡下人,小时候放过猪,只念过三个月私塾,十几岁当兵去了朝鲜,复员进纱厂,从揩车工干到保卫科。
1966年6月他在厂里领头贴大字报反厂党委,成了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没多久又成了“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
第二年一月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他进市革委会,传阅文件名单上排第七。
徐景贤1966年12月认识他,记得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棉军装,说东北话。
有回他喝醉了,抓住徐景贤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
他带着工总司干的事,后来法庭认定了几件。
1966年12月工总司在康平路围攻“赤卫队”,他到场参与指挥,打伤九十一人。
1967年8月他组织指挥上柴厂武斗,砸的是“联司”,关押、伤残六百五十人。
那年夏天毛泽东正住在上海,砸联司当晚,毛泽东和张春桥坐防弹轿车到外滩看,见工人造反派戴着藤编安全帽、手持长矛守在市革委会门前,很高兴,说上海工人造反派能掌控局势。
第二年王洪文在市革委会管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专案。
毛泽东那时候正要找这样一个人。
跟着他打天下的老干部大多不认文化大革命,他信不过,想从文革里起来的年轻人、从工人农民里找一个放在身边,将来把文革守下去。
他一再对人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至于当不当得了家,是提到身边以后才看的,看了不到两年就不要了。
1969年4月开九大,中央决定让王洪文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发言,这事到4月13日才由毛泽东拍板。
他向徐景贤借了十五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上身穿军装。
第二天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
这次大会上他当了中央委员。
转年在庐山开完中央全会,江青把他叫到住处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
1971年9月,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政治局里三分之一的人跟着倒了。
第二年9月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要王洪文移交上海的工作,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到北京“学习”,要待上一段时间。
学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敢问。
上海市委几个人替他琢磨,都说这是要重用,很可能进政治局,在锦江饭店小礼堂给他饯了行。
到了北京,毛泽东接连找他谈了几次话,细细问他的历史,又关照周恩来亲自带他,连讨论运载火箭送人造卫星上天的绝密会议也让他坐在里面发表意见。
他从上海市委写作组要来一个叫萧木的人做辅导员陪他读书,又要了一个英语教师,从ABCD学起,因为毛主席也在学英语。
十大召开以前,毛泽东叫他读《刘盆子传》。
他没听清是刘什么子,也不敢多问,趁回上海时去找市委写作组里懂历史的朱永嘉。
朱永嘉猜出来是《后汉书》里的刘盆子。
那是个放牛娃,赤眉军要立一个姓刘的做皇帝,叫三个人摸木片,让他摸着了,当了皇帝还是成天同放牛的孩子们玩。
朱永嘉一听就明白毛泽东什么意思,不便明说,照徐景贤出的主意,把原文逐字逐句译成白话,别的一句不讲。
王洪文听着,不动声色,没有任何表示。
1973年8月开十大。
会前王洪文带人起草了一份修改党章的“说明”,送上去退回来,稿子上毛泽东把“说明”两个字画掉了,改成“报告”,下面写着“王洪文”三个字。
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的人,七大是刘少奇,八大是邓小平。
接着毛泽东又让周恩来宣布,大会的选举准备委员会由王洪文当主任,周恩来、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排在后面当副主任。
周恩来宣布完,从主持人的位子上让开,请王洪文接着主持。
传达要他当党的副主席的时候,政治局委员们都不表态。
周恩来召集各地负责人开会,劝大家不要看不起“儿童团”。
那次会上周恩来讲完话,老干部们鼓掌;轮到王洪文,讲完了一片沉默,没有人鼓掌。
8月24日大会开幕,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中央,左右是王洪文和周恩来。
王洪文穿着崭新的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念修改党章的报告。
闭幕那天毛泽东没有来,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王洪文站起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桌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走到投票箱前投了进去。
31日报上登出公报,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
1974年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毛泽东委托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他在党里排第三,江青、张春桥都排在他后面,办起事来他却跟着这两个人转。
张春桥是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
10月江青要拦住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他照江青的意思飞到长沙去向毛泽东告状,说周恩来住着院还天天找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谈话,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意思是这些人像当年林彪一伙在庐山那样要夺权。
毛泽东没有听他的,叫他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
12月他再到长沙,在那里写了一份检查,里面有这样一句:“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
毛泽东对他失望了。
有一回他接待一位外国总统,外交部送来的材料他连看也没看,见了面什么也谈不出,翻来覆去地问人家:“你到中国饭吃得惯吧,住得惯吧?”
外交部的人把这些话照实写进简报报上去,据说毛泽东看了很生气。
毛泽东总担心自己身后有人“复辟”,翻文革的案,有一回同他讲起张勋复辟,他不知道张勋是谁,问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只好说“你自己去查”。
毛泽东对周恩来和邓小平说,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
1975年6月下旬他被派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
7月起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主持。
回到上海,他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楼上边喝酒边埋怨:“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
他在上海没有事做,吃喝、打猎、钓鱼、看电影。
11月他回了北京,还是老样子。
他的一个秘书看不下去,说:“王洪文这个人完蛋了,照这种样子,肯定完蛋。”
那一阵请他吃饭喝酒最多的是叶剑英,有时半夜三更也打电话把他叫去。
有一回酒席散了,萧木劝了他整整三个小时。
他听完说,他有他的难处,许多人根本不承认他这个副主席,“只有叶帅还是支持我的”,所以叶帅叫,他不好推辞。
1976年4月邓小平又被撤了职,接替的是华国锋,毛泽东再一次挑的接班人。
9月9日毛泽东死了。
不到一个月,华国锋同叶剑英、管着中南海警卫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商量定了,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抓起来。
10月6日上午办公厅像往常一样发出通知,晚上八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
怀仁堂正厅里的沙发撤了,加了几扇屏风,一张长条桌后面给华国锋、叶剑英摆了两把扶手椅,桌上的茶杯、烟缸、文具全部拿走。
七点五十五分王洪文到了,上身一件军便服,下身一条藏青色的西装裤,皮鞋光亮,左手提着文件包。
他进了小门,朝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开口,两个人从左右扑上来钳住他的胳膊,把他压成头低腰弯的样子,又有两个人从背后抓住他的腰带,他两脚踏空,使不上劲。
他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华国锋对着他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
他被扭出正厅,反铐了双手,从便门架进一辆红旗轿车。
在场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记得,上铐的那一下他说了一句:“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几年以后他对同牢的人说:“毛主席去世后,我们考虑会被排挤出去,没有想过会被抓起来。”
他当副主席那几年,长春乡下开会好多次把他母亲请去坐在主席台正中,上台下台都有红卫兵搀着,一口一个“王奶奶”。
他刚被抓起来,村里就来人把王家的人撵出门,拿铁镐把四间房子扒了,砖瓦木料全拉走。
他先关在地下。
武健华写,进来的头两个多月,他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有时手脚不太灵便,偶尔有点幻觉反应。
1977年4月9日零点他被铐着押上防弹车,一点十分到了秦城监狱,当即换上犯人穿的号衣。
抓了人要定罪名。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这四个人十年里做的事都是照毛泽东的意思办的,可是新的中央还要打毛泽东的旗子,文革的账不能记在毛泽东名下,就记在这四个人名下,这才有了“四人帮”这个罪名。
审判定下的规矩是,凡是毛泽东批示过或者点过头的事都不算在被告头上,他到长沙告状那一件最后就没有列进他的罪行。
后来记述这场审判的人写过,开庭以前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挑的是资历最浅、全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
1980年他在吉林的弟弟妹妹接到通知,可以到秦城见他一面,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二弟王洪武在村里种地,听人传说抓大哥的时候开了枪,胳膊给打断了,见了面就拉着他的胳膊问是不是真的。
王洪文举了举胳膊给他们看。
王洪武说起1974年自己路过北京,在招待所里给大哥打电话,秘书说要见得等到半夜以后,他不忍心再累着大哥,第二天就回去了。
王洪文问了是哪一天,细细算了算,说那天他在北京,秘书没有告诉他弟弟来了。
他叮嘱弟弟妹妹好好劳动,照顾好母亲。
从他十几岁离家当兵算起,母亲见过他一面。
这年11月开庭审判。
江青在法庭上喊口号,张春桥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姚文元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
王洪文有问必答。
最后陈述的时候他说:“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
公诉人说他“在法庭上有一定认罪表现”。
1981年1月宣判,江青、张春桥是死刑缓期执行,姚文元二十年,王洪文无期徒刑。
宣读判决的副庭长伍修权后来讲过为什么这样判:“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
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
判决以后不久,他母亲在长春去世了。
这年夏天秦城把四个犯人挪到一处,白天牢门打开,走廊里摆了象棋和扑克。
另外三个都是因为林彪的案子判了刑的: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和吴法宪的老下级江腾蛟。
监狱的负责人来同他们闲谈,说几年了,说话的机会都很少,“大家若不在一起说说,将来到外面去都不会说话了”。
牢房里蚊子多。
王洪文个子高,每天傍晚到吴法宪屋里,站在铺板上,用拖把替他打房顶上的蚊子。
他向吴法宪道歉,说自己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在空军的事情上搞过他不少材料,有很多不实之词。
吴法宪说这样的事太多了,已经无所谓了,又说:“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
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
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王洪文屋里铺着一块地毯,是怕他跌伤才铺的。
江腾蛟同他熟一些,拿这个打趣:“现在你房子里铺着地毯,还有专门值班的警察,把饭送到你房子去。
你还是副主席待遇嘛!”
王洪文苦笑着说:“你怎么挖苦都可以!
其实,我能够自己走路,时间还不长,我每天都会跌倒在房子里,这些日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起来。”
接着他就讲了下去,东拉西扯,常常词不达意。
在场的邱会作后来把这些话记进了回忆录,说他是脑子受了创伤,被捕以后受的苦骇人听闻。
王洪文说:“我现在的身体为什么那样坏?
要详细说,话就长了。
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
你不挣扎还罢了,要是用力挣扎就会随之加紧,手紧箍得肿胀,疼痛难忍。”
他说他开始是关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睡觉的房子里装着一个可以定时自响的仪器,声音不算很大,但有钻心的感觉,听了以后无法入睡,无论昼夜都不能睡觉。
“有一次我在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
接着就‘啪’的一声响,我睁开眼睛,开水还是温的。”
到了秦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
他又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
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
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
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
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
为了少受这些苦,他什么都承认,这才有了法庭上的有问必答。
坐在一旁的吴法宪突然说:“妈的,也给我打过针哟!”
话一出口像是觉得失了言,起身就走,边走边说:“我不参加你们扯乱谈。”
过了三四天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
几个人刚要去扶,监管员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
过了两三分钟他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了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看见他们几个坐在那里,苦笑了一下。
那一阵他经常头痛,吴法宪见过他痛得从床上摔下来。
8月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挨个通知邱会作、江腾蛟、吴法宪:中央决定放他们出秦城“保外就医”,各人安排一个地方。
在这之前王洪文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去了。
这一次放的是他们几个,对“四人帮”是不放的。
往后每年10月1日,他妻子崔根娣都带着孩子从上海来探监,那一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她是他在纱厂时认识的。
有领导找她谈话,她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
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秦城的老管教何殿奎说,王洪文在狱里得了突发昏厥的病,为了防他摔伤,住过一间特制的橡胶墙壁的囚室。
1986年他查出肝病,离开秦城进了医院,他弟弟说是公安部的复兴医院,同张春桥住在一幢病房楼里。
弥留的时候他一再嘱咐来看他的妻子,替他问候萧木,说希望萧木将来能实事求是地为他写点什么。
1992年8月3日他死在北京。
第二天新华社发了一条三句话的电讯,头一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电讯里说他五十八岁。
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来送的是他的妻子和兄弟。
一个火化工后来说起那天:“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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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1975年4月4日早上,沈阳监狱。
枪决前,张志新被按倒在地,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
辽宁当局怕的,是她在公判台和刑场上当众喊冤。
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四十五岁,有一儿一女。
1968年前后一个星期天,她到同事家借江青的讲话资料。
同事劝她站到自己这一派来。
她说,考虑的文革本身,不是哪一派,文革有好多问题她不能理解。
同事当天就向派里头头汇报,写成文字,装进她的档案。
不久,省直机关干部下放盘锦五七干校,她在干校被揪出来,专案组开始挖她的“黑思想”。
专案组整理的“张志新反动言论”里有这样几句:“再过十年人们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那几个人把记录稿递给她,问这些是不是她的观点。
她看了一遍,说:“是我的观点。
不过你们记的不完整,我可以再给你们写一份。”
1969年1月5日晚上,她给丈夫曾真写了一封信:“结婚十四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地抚养下一代……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对不起你。”
她准备自杀,被发现,罪加一等。
9月被捕入狱,曾真和两个孩子被遣送农村。
女儿林林给她写信:“妈妈,我和弟弟都很想您。
我求求您:您承认错误吧!
您承认了错误就是我的好妈妈了。”
她回信一句:“妈妈一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做个好妈妈。”
办案人员后来说,逮捕她的时候,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算了。
她不认罪。
1970年5月,下面报上来的是死刑。
省高院一位副处长私下说,她动口不动手,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他被换下,案子还是死刑,立即执行。
最后报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那里,他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
于是改判无期徒刑。
8月24日公判大会,她被拉去陪斗,嘴里堵了海绵,同两个要处决的犯人一起绑到刑场陪斩。
事后问她有什么感想,她说:“我的立场观点未变。
如果再出现今天这样的宣判,我是不甘心的,死不瞑目!”
她被关进“小号”,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
有一天审讯,她承认过“错误”,第二天又翻过来。
有人说她不要脸。
她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监狱里的人后来写材料说,她在床上大小便,用窝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
狱警把这些情况上报,称她“装疯卖傻”。
1973年11月16日,监狱开批林批孔大会。
报告人讲到林彪推行极右路线,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几个人扑过去,把她押了出去。
监狱认定她“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提请加刑,报了死刑。
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开扩大会议,审批“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这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他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
又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她是否精神失常,报了上去。
3月19日批示下来:“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初春的一天,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曾真和两个孩子到县城开会,说是办个“学习班”。
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念了两段,然后问林林:“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
林林摇摇头。
来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
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林林答不上来。
曾真替她答:“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来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
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曾真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让林林在写好的东西上签字,按手印。
回到家,没有做饭,曾真把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两个孩子。
他以为孩子睡着了,翻出妻子的照片,流了泪。
林林扑进他怀里大哭,他拍着她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
4月3日,沈阳市中级法院判决:“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
不给上诉期,不通知家属。
下午六时,办案人员到监狱向她宣读判决书。
问她还有什么话说,她说:“需要对这个判决认真看一下,再回答。”
不给看。
她说:“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
我的观点不变!”
第二天早上,她被押到四大队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割断了喉管。
她奋力呼喊。
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倒在地,被拖了出去。
她站起来,张了张嘴,没有声音。
七点半,犯人们来到四大队,她戴着手铐脚镣,胸前湿了一大片,被人架上了公判大会的台。
宣判完,卡车把她运到沈阳大洼刑场。
执行记录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
尸体没有交给家属。
辽宁中医院一位读者后来写信给报社,说“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
1979年,《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到沈阳采访,看了案卷和割喉管的那间屋子。
文革那几年,沈阳枪毙的犯人里,有人临刑大声喊冤,有人喊口号,有的“反革命犯”喊“毛主席万岁”,当局认为影响极坏。
辽宁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提出枪决前先割断喉管。
主持辽宁的毛远新等人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
第一个被割喉管的是沈阳一个小学的青年教师,他一直喊冤。
到张志新,已经是第三十多例。
1979年3月27日,沈阳市中院的新判决书写道:“张志新纯系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
……宣告张志新无罪。”
3月31日,省委开平反昭雪大会,林林捧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5月,陈禹山到沈阳采访了四天,写了一整夜。
稿子送到北京,报社领导觉得太血淋淋,报到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
胡耀邦批准发表,要求只写她“反对四人帮”,不写她获罪的真正原因。
几天后,总编杨西光把陈禹山叫到办公室,说耀邦同志自己没有动笔,文章一个字没改,连标点都没动,但交代了一句:“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光明日报》1979年6月5日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为真理而斗争》专辑第1辑重印,第15—18页)
——中共辽宁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供稿《要为真理而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5月25日第1版(同上专辑第1辑重印,第11—14页)
——《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张志新烈士狱中斗争纪实》,《光明日报》1979年8月11日第2版(同上专辑第4辑重印,第6—11页)
——李菁《回忆烈士张志新: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陈禹山口述),《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1月
——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1998年7月21日访陈禹山),《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
——卫毅《张志新 死神也不能夺去的勇气和美丽》(访张志勤),《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9月
——张志新女儿林林关于“死囚家属学习班”的回忆(转引)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1975年3月19日批示(转引)
——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乌有之乡(相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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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妃子的一天,说白了就是打卡上班。
凌晨五点起,晚上九点睡,一年365天连轴转,皇帝的面都见不着几次。
很多人以为进宫就是人生巅峰,住紫禁城,穿绫罗绸缎,每天打扮漂亮跟皇帝谈情说爱,顺便跟姐妹斗斗心眼。
真这么想,就是被宫斗剧骗惨了。
真实的后宫不是温柔乡,也不是度假村,是一座用规矩和礼法打造的华丽牢笼。
进了这座笼子,你就不再是自由人,而是皇家脸面的装饰品、延续血脉的工具。
出宫逛街别想,在自己院子里随意跑动,都会被教养嬷嬷斥责有失体统。
睡懒觉是奢望,想吃口热乎称心的饭菜,要看品级也要看运气。
妃子的一天不是从情爱开始,是日复一日的值守。
以一名普通贵人的视角看,凌晨五点,卯时,天边只有淡淡的鱼肚白,紫禁城还浸在寂静里。
门外太监准时轻声提醒起身,不推门,只反复报时。
赖床行不通,后宫流程环环相扣,一旦延误,主子和下人都要受罚。
宫女安静入内伺候洗漱,水温调好,漱口用清盐,偶尔搭配香料清新口气。
这不是贴心照顾,只是让她以合乎礼制的体面模样迎接一天的仪节。
洗漱之后是最耗时的梳妆更衣,服饰、首饰、颜色纹样全按品级写在《大清会典》里,半点不能逾越。
皇后、太后可用明黄色,皇贵妃可用杏黄色。
贵人只能穿蓝色、藕荷色、淡粉这类素雅色系。
绣纹不能用五爪龙凤,只能选花鸟一类。
穿戴出错就是逾制,轻则受责,重则被视作心怀僭越。
满族女子的两把头繁复厚重,靠刨花水定型,梳得一丝不苟,常常要花近一个时辰。
首饰也按品级分配,皇后戴东珠金饰,贵人大多只能用银镀金、点翠、玉石。
妆容讲究端庄含蓄,薄粉,只在唇中点一点樱桃小口。
整套流程结束天已大亮,精致外表之下,很多人早已没了刚入宫时的鲜活。
梳妆完毕第一件大事是请安,先给本宫殿主位妃嫔请安,再跟随主位去拜见皇后。
皇太后在世,顺序更繁复,要先集体向太后请安。
路上低位者必须走在后方,不能和高位妃嫔并排。
到殿外要等候通传,入殿之后礼仪森严。
贵人要行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妃嫔及以上可以落座,贵人只能站在指定位置,垂首静听。
皇后会叮嘱众人和睦守礼、用心侍奉皇上。
一场请安短则半个时辰,长则一个时辰,气氛压抑,处处都是试探。
每月初一、十五以及节庆祭日,还要去佛堂祭祀,为皇家祈福。
整套礼仪走完差不多到早上七八点,才轮到早膳。
清代皇室一天只吃两顿正餐,早膳七八点,晚膳下午一两点,夜里饿了只能吃点心晚点,没有正餐。
后宫实行分餐制,每个人单独用膳,膳食标准跟着品级断崖式划分。
皇后的膳品丰盛,餐具华贵。
贵人一般是四菜一汤,御膳房大锅烹制,送到偏殿大多已经凉透。
常在、答应很多时候只能吃高位主子剩下的回热饭菜。
吃饭没有烟火温情,只是赤裸裸的身份区分。
用完早膳,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是一天里相对宽松的时段,但这份自由有重重边界。
活动范围仅限内廷,不能喧哗,一举一动都有人留意。
日常消遣十分单调,大多时候做女红,绣荷包、缝制贴身衣物,以此向皇帝表忠心。
也可以读书抄经,不过读物受限,只能读《女则》《烈女传》、佛经这类,《西厢记》一类严禁翻阅。
可以养猫狗,但必须提前向内务府报备。
天气好时可以逛御花园,花园同样是非之地。
偶遇高位妃嫔,必须靠边站立等对方先行,遇上刁难也只能默默承受。
和相熟的姐妹串门闲谈,说话也要万分谨慎,身边宫女有可能是眼线。
真实后宫很少有剧里下毒害人的极端争斗,风险极高,一旦败露就是冷宫。
更多是不动声色的软排挤,随口一句闲话、请安时故意让人出丑,就足以让日子举步维艰。
下午一两点迎来晚膳,规格和早膳相近,同样等级分明。
饭后依旧是刺绣、看书、静坐,直到傍晚五点再次进行晚间请安,流程和晨间相近。
请安结束,用过晚点,就到了所有妃嫔既期待又忐忑的翻牌子时刻。
傍晚七点左右,敬事房太监捧着放有绿头牌的银盘来到养心殿。
牌子上写着妃嫔封号名字,皇帝选中谁,当晚便由谁侍寝。
生病、月事、获罪禁足的妃嫔,牌子会被提前撤下。
翻牌子并不完全由皇帝随心所欲,敬事房太监可以悄悄调整牌子摆放的位置,或是简单提点几句。
品级不高的妃嫔常常要打点太监,争取多一点机会。
皇帝也需要平衡后宫,不能长期专宠一人。
皇后也有话语权,觉得某位妃嫔恩宠过盛,可以向皇帝进言。
有幸被翻牌的妃嫔要先香汤沐浴熏香。
之后一丝不挂,用锦被裹住,只露出头部,由太监抬到养心殿。
到龙床脚,再从被子里钻出,顺着床脚悄悄爬进被窝。
这个规矩时刻提醒她,她是侍奉帝王的人。
侍寝有严格时长限制,一般不超过半个时辰。
时间到,太监在门外高声提醒,三次提醒之后可以入内催促。
结束之后依旧从床脚退出,裹好抬回自己宫殿。
妃嫔不能在龙床上过夜,只有皇后每月十五可以留宿。
送走妃嫔之后,太监上前询问皇帝留不留。
说留,便记下侍寝时间,作为日后受孕凭证。
说不留,就会送去汤药,避免怀孕。
一夜期盼,很可能就此落空。
晚上九点,亥时落锁,紫禁城归于沉寂。
没被翻牌子的妃嫔独自在殿内消磨长夜。
就算得到侍寝机会,回去之后也会暗自祈祷能怀上孩子。
皇子是后宫女子后半辈子最大的依靠。
可就算顺利生下皇子,生母也不能亲自抚养。
为防范外戚干政,皇子出生后会送到阿哥所,由乳母、太监照料,或是交给高位无子的妃嫔抚养。
生母只能在规定时间探望,很难亲近自己的骨肉。
大部分妃子一辈子都在等待和失望里耗掉青春。
容颜老去,恩宠消散,慢慢被遗忘在深宫角落。
等到皇帝驾崩,她们的命运更加凄凉。
有子嗣的可以跟随儿子做太妃,在别的宫殿终老,依旧困在宫墙之内。
没有子嗣的,一部分要去皇陵守陵,一部分入佛堂,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她们一辈子困在紫禁城高墙之中,被一套严密到窒息的制度牢牢束缚。
看似锦衣玉食、荣华加身,却丢掉了自由、亲情,甚至作为独立之人的尊严。
她们不是帝王平等的伴侣,存在的意义就是侍奉帝王、绵延血脉。
所以再看宫斗剧,看见妃子们争宠厮杀,不必一味觉得她们心机深重。
在这座华丽牢笼里,帝王的恩宠,是她们唯一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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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里搞过“坦白比赛”?
谁先承认自己是特务,谁就可能戴大红花、受表扬;不承认的,可能被围攻、捆绑、疲劳审讯。
越审越离谱:14岁女孩被说成“复兴社特务”,16岁少年拿一包石头,就成了准备暗杀干部的“石头队负责人”。
还“破获”过所谓女学生特务组织: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口号都编好了:“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
最后连“六岁的小特务”都出来了。
@grok 这些荒唐的“特务案”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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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怎么看世界?
美国是最佳盟友,尤其在对抗北方的时候。
日本是宿敌,也是历史仇敌。
中国是文化窃取者,威胁越来越大。
朝鲜是危险的“兄弟”国家。
东南亚是廉价旅游目的地。
欧洲是精致的旅游和文化体验。
台湾是对华友好的伙伴。
印度是遥远的人口大国。
俄罗斯寒冷又遥远。
澳大利亚自然风光优美。
中东盛产石油,但太远。
拉丁美洲有足球,也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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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户口本上填的文化程度是初中。
这个“初中”放到今天,估计99%的大学生看了都得沉默。
1959年刚被特赦的他,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写下了这三个字。
这感觉就像比尔·盖茨说自己是高中肄业,莫言自称业余文学爱好者。
一张学历证书,哪衡量得了末代皇帝的文化程度。
1908年,三岁的溥仪被抱上龙椅,成了宣统皇帝。
六岁开始读书,地点在紫禁城的裕庆宫,当年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
《我的前半生》里写得很清楚,每天早8点到11点念书,后来加了英文课,下午1点到3点。
跟今天大多数小朋友一样,他也得早起读书。
但他读的是私塾,不是普通学校。
教过他的老师,个个都是历史上叫得出名号的名师。
第一位老师陆润庠,同治13年的状元,大清朝第101位状元,书法是一绝,正宗的文学大家。
不过他是个守旧分子,思想上未必能给溥仪开阔什么新思路,但文学鉴赏上绝对算溥仪的启蒙老师。
第二任老师陈宝琛,教汉文,同治七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学士、礼部侍郎。
从《我的前半生》的文笔就能看出来,溥仪的文采少不了这位老师的教导和熏陶。
第三位老师袁励准,民国期间任清史馆编纂、辅仁大学教授,不折不扣的书法大师,新华门匾额就是出自他手,至今挂在中南海。
还有朱益藩、徐世昌,这些名字放今天,个个都能上百家讲坛。
溥仪的课程表更吓人,大都是《资治通鉴》这类典籍。
别说初中生了,现在的文史专业研究生看着都发怵。
每天早上太监还会在他卧室门口大喊前一天的功课内容。
这种学习方式,现在哪个学校用得起?
溥仪也不是什么乖学生,皮得很。
上课突然脱袜子扔桌上都是常事,最绝的是他还拔过老师的眉毛。
宫里没办法,找来几个皇族子弟当伴读,其实就是替罪羊。
老师要训话时,就对着伴读说“看你多么轻佻”,指桑骂槐说的是皇帝。
溥仪最幸运的,是遇到了英文老师庄士敦。
这个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的苏格兰人,是中国五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他中文说得比很多本地人还溜,还特别会教学生,给溥仪讲西方科技、世界局势。
在庄士敦的影响下,紫禁城里装上了电话,溥仪学会了骑自行车,后来还剪掉了代表满清的辫子。
新鲜的思想一点点打开了他的眼界。
溥仪的英文带着纯正的牛津腔,这水平放现在考个专八估计跟玩似的。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很多,能流利和外国人讲英语的只有溥仪这一位。
他从小在宫中学习满文、汉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德语和法语也非常熟练,语言学上算得上外语系研究生的水平。
他还是个隐藏的文艺青年,十三四岁就能写诗作对,后来迷上写小说,自编自画。
要不是生在帝王家,说不定能在文坛闯出名堂。
从小在宫里见多了奇珍异宝和古玩名画,他的鉴宝能力也是一绝。
从考古方面讲,算得上院士水平,连国学大师王国维都颇为认可。
当然,他学的内容和今天不一样,长处是文史类和艺文类,数理化就逊色一些。
那问题来了,这么一位饱读诗书、通晓多门外语、还懂鉴宝的人,为什么户口本上填初中?
这恰恰体现了溥仪的智慧。
1959年的中国,一个曾经的皇帝说自己文化程度高,那不是找不自在?
再说他那套教育经历在新时代的学历体系里真不好归类,总不能写“杂七杂八”吧。
溥仪要是活在今天,绝对buff叠满。
《我的前半生》那文笔、那史料价值,多少专业作家都望尘莫及。
故宫现在还能看到他当年用过的课本和笔记,字迹工整、批注详尽,确实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看一个人的文化程度,真不能光看学历。
初中毕业生有很多,但能出书、精通多门外语、还有高超鉴宝技能的初中生,我一个未见。
学习东西不在于你上过什么学,而在于你真正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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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司马南、张维为、胡锡进那些人说的话,常识都摆不平,偏偏有八成人信。
《战狼》那种颠三倒四、神经病一样的电影,也有那么多人当真。
大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平均认知水平只有小学四年级。
这两件事搁一块儿,我算是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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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规定汉女不能进宫,说是为了保证满族血统纯正。
万岁爷又想玩汉女,就在紫禁城外修了圆明园,收来的汉女全圈在园子里。
后来这地方成了爱国教育基地,想想是不是很荒唐。
烧毁前是皇家的私园,烧毁后成了民族的耻辱。
辉煌的时候闲人免进,灭亡的时候匹夫有责。
荣耀没我的份,耻辱倒有我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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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核心手段就是逼、供、信。
1943年7月,他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号召开展“抢救运动”。
运动里常见的是“劝说大会”“坦白大会”“车轮战”,还有日夜连续审讯,对被审查人员施加极度的精神压力。
中央有过“不杀人”的指示,但康生纵容和推动之下,许多基层单位实际执行时出现捆绑、吊打、假枪毙、不准睡觉(“熬鹰”)这类变相肉刑和逼供信。
他还提出“抢救”指标,高压之下不少单位搞起了“坦白竞赛”。
据党史资料统计,仅延安一地,几个月内被打成“特务”“叛徒”“红旗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有1.5万人左右,部分单位的“特务”比例甚至高达70%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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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坐轮椅的人和一个浑身腱子肉的长跑高手,傍晚在园子里破口大骂完,再互相叮嘱一句“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这画面听着就让人又心酸又想笑。
长跑这位是史铁生的朋友,长跑特别厉害,可因为“文革”坐过几年牢,出来以后一直不受待见,处处吃瘪。
他想靠比赛拿名次引来媒体关注,用长跑成绩换一个政治上真正的解放。
每次训练,坐轮椅的史铁生就在旁边给他计时。
第一年,他跑了第十五名,新闻橱窗只挂前十名的照片,他有了信心。
第二年,他第四名,橱窗只挂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
第三年,他第七名,橱窗挂前六名的照片,他埋怨自己。
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只挂第一名的照片,他继续努力。
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橱窗里挂的是观赛群众的照片。
他绝望了。
那些年两个人常一起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一个忍受肉体的残缺,一个忍受世俗的白眼,他们各自拥有对方最渴望的东西:清白的身份和完整的身体。
可世俗的偏见扭不过来,残缺的身体也回不到当初,既然改不了,那就坦然面对。
长跑的男人最后一次参赛得了第一名,一位专业教练对他说:要是我十年之前发现你就好了。
他只苦笑一下,回来跟史铁生平静地讲了这件事。
他的照片大概直到最后也没挂上橱窗。
不过他释然了。
在那些相互安慰的日子里,这个想用长跑证明自己的男人,也给轮椅上的史铁生带来了一份可贵的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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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傅雷夫妇双双自尽,骨灰无人敢领,一个自称“傅雷女儿”的年轻女子赶到火葬场,说了一句“我要带爸爸妈妈回家”。
可傅雷只有两个儿子,根本没有女儿。
这个女子叫江小燕,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画家。
她学过钢琴,喜欢文学,尤其爱读傅雷的译著。
19岁那年,她因为不肯揭发自己的俄语老师,从高中辍学,此后在家闲居了十年。
对当年的选择,她从未后悔。
29岁时,江小燕听说傅雷、朱梅馥夫妇去世,骨灰无人领取、火葬场又不允许保留,心里放不下这件事。
她先找到朱梅馥的哥哥朱人秀,请求以傅雷干女儿的名义去领骨灰,得到同意后,戴上口罩赶到火葬场,镇定地对工作人员自称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
骨灰就这样被她领走,保存在上海永安公墓。
事情没过多久,江小燕家里突然来了很多陌生人,她随即被带走问话。
她坚持说“我和傅雷一家没什么瓜葛”,对方调查后确认属实,才放了她。
但这件事影响了她此后的人生:为了不连累别人,她一直保持独身,之后的十几年长期处于紧张之中。
她说,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心就狂跳,因为当初被抓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开家的。
多年后,傅聪、傅敏得知她的义举,亲自登门致谢。
那时江小燕已经退休,出了自己的书法集,正在教学生练书法。
傅敏想说些感谢的话,她回答:你不用谢,我也不要你感谢,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当时也不会做这些事情。
后来傅聪到上海办音乐会,托人送门票给她,她也没有去。
她和傅家没有任何关系,却在那样一个时刻站了出来,保全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也因此影响了自己的一生,始终无怨无悔。
仗义不留名,居功不求报,这位平凡女子做的事,确实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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