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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周恩来打电话给粮食部的周伯萍，追问一件事：销毁了没有？那份材料是周伯萍经手做的，周恩来让他销毁，隔了一个星期又来问。材料上汇总的是各省报上来的数字，三年里，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这份材料是周伯萍和粮食部、国家统计局的另外两个人一起做的。他们接到任务，让各省填一张表，报粮食和人口的变动，汇总以后只报给毛泽东、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个人一起监督，把材料销毁了，连印材料用的版也销毁了。 那几千万人，大多死在农村。中央秘密定下牺牲农村、保城市供应的办法，把粮食从农村调走，也把饥荒瞒在了农村。一九五九年底，饥荒已经起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要各省调粮先保北京，他说： “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正在大批饿死人的贵州，被调走一亿斤粮食送进北京。一九六一年八月，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定下方针：“紧农村，保大中城市”。那年一月，中央全会的公报已经给饥荒定了原因：“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在这以后，国家没有再公布人口数字。当年在公安部管人口统计的一位干部说，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山东省的人口数只准五个人看。往下，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饿死的人尽量不报、少报，少报一个死人，还能照领死人那份口粮。到一九八三年，国家统计局才公布历年人口数，用的就是公安部把各省这样报上来的数汇总的结果，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一般不改动。就是按这样汇总的数，单是一九六〇年一年，全国人口也比上一年少了一千万。 饿死这么多人，账记在谁头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当面说过一次。一九六二年夏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人向刘少奇建议，让农民包产到户。七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正在水里游。刘少奇快步走到池边问候他。毛泽东在池子里就质问起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到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那些人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少奇回答，人吃人的事，史书是要记下来的：“饿死这么多人，历史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照他们的说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也否了，田也要分到户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周伯萍一九八〇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的一次报告里，讲了一九六一年这次调查和周恩来的指示，只说“几千万”，不说具体是多少。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为写大饥荒的书《墓碑》，到他家当面请教。老人穿着西装皮鞋接待他，承认调查是他们三个人搞的，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叫赶紧销毁。杨继绳问那几千万到底是多少，他不吭气。杨继绳看见墙上挂着一张照片，认出是自己的同学，一问，是周伯萍的女婿。老人回屋跟老伴说，来的是女婿的同学。杨继绳再问那个数，他说：咳，你管这干什么。用长辈的口气把他打发了。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周伯萍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开。告别的时候，他的儿子和女婿对杨继绳说：我们老人家一直遵循周总理的指示，至死没有说出这个数字。 ——周伯萍2003年9月25日、王维志、张庆五对作者的谈话，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下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15版，第972—973页；彭真、贵州调粮、庐山方针及全会公报，同书第956、648页 ——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第81页；美国之音《解密时刻》2013年1月14日刊发的杨继绳访谈文字实录（登门经过、“过了一个礼拜”）；周伯萍追悼会日期据南开海外校友网周伯萍悼念页会后说明 ——刘少奇语，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田家英建议包产到户见第93页）；另见《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80页